时间倒转回327事件发生的8年前……

1987年上半年，每天下班时，在上海紧靠着苏州河南岸的南苏州路，总会见到一个外表斯文、戴着金丝边眼镜的中年人，拎着一个硕大的公文包、悠闲地由东往西从外滩慢慢走向西藏路……

他就是几年后在上海滩大出风头的证券界闻人管金生。

那一段时间，管金生刚刚在欧洲读出两个硕士、想去剑桥读博士未成，他回到原单位上海国际投资咨询公司后基本没事可做。

20多年后，管金生对笔者回忆起那段难得的空闲日子：“我本来是忙惯的人，朝九晚五停不下来。而那时我每天坐车上班，下班没什么事、也没有加班加点，就溜溜达达从外滩走回西藏路附近的家，这中间要经过苏州河几座桥。时间长了就发现在桥口有人在交换国库券，见得多了我就发生兴趣，就和他们攀谈，最后还用10元钱和他们换过一张国库券。我慢慢和他们交朋友，他们告诉我：我们这里还不算多，在静安寺那里人还要多。后来我也到静安寺那边去看了，杨百万就是在那里认识的。”

这让他想起来，这和当年西方在梧桐树下交换东印度公司股票不是差不多的事情吗？

其实当时在上海四川北路、虬江路口就有一个黑市市场，有些人急于用钱，就拿国库券跑到那里按面值打6折抛出，票贩子悄悄收进转手以7折再抛出。这便是人们称之为“六进七出”的国库券价格。在一些小卖部、或个体烟摊上，也挂出了收购国库券的牌子，被上海人称为“打桩模子”。

而管金生说到的杨百万，其实是当时上海滩另一个名人，名字叫做杨怀定，因为倒腾国库券赚了大钱，个人资产一下子上升到7位数，所以江湖号称杨百万，人们已经很少用他的真名来称呼他了。多年以后，他是这样说起他如何开始炒国库券的——

插图2：杨怀定（陆一摄）

我是1988年2月28日辞职的，响应政府号召，自谋职业。开始我并没想到要做国库券买卖。我看到《新民晚报》上一篇报道，说温州实行利率开放，利息可以高到13%。我就给中国人民银行温州市分行写了一封信，问上海报纸登的是否确有其事。人行温州市分行回了一封信，盖着公章，答复确有其事。我就想钞票不存在上海了，存到温州去。当时利率温州实际上高达16%-18%，上海只有5.4%，我有2万元本钱，每年利息就是3000多元。我辞职时每月工资68元，一年也就800元多。我想这样不就可以不要上班了嘛。当时想法其实就是这么简单。到温州去的船票刚买好，上海报纸又登了消息，说上海要开放国债交易。我是读过《子夜》的，晓得这里面肯定会有“花头”，所以4月21日开市第一天一早就去了。别人都不敢买，我买进。结果下午老百姓明白了，开始有人抢着买进。银行利率每年5.4%，国库券三年期，年利率超过15%，为啥不买?结果价格立刻上冲，冲到110元以上，我就抛掉。

很快，我发现全国8个试点城市的国库券差价很大，而中国人民银行却禁止金融机构之间流通国库券。于是，我又开始做国库券异地买卖。可以讲，国库券异地交易是我开创的。我没日没夜地乘火车在全国跑。差价可以大到每百元国库券超过10元，利很厚。啥地方穷，啥地方就更便宜。最早国库券是摊派的，老百姓拿在手里急于兑现，打八折80元抛售给银行，而银行缺乏资金，启动资金只有十几万元，一下子就用完了。我带着现金去买进，当地银行把我当救星一样。银行给我的价钱是九折，90元，到上海差价起码十几元。靠这2万多元，出去一趟起码几千元进帐，本钱快速膨胀。其实当时国务院有文件，国库券不得低于面值买卖，上海执行政策最好，从来没有低于面值。我就以100多元抛给上海的银行。我实际上赚的就是这个政策的钱。那时我日日夜夜全国各地跑，现在面孔这么黑，就是那时晒黑的。

后来我进出都是上百万元了。银行开始注意我了，内部有争论。第一，这种行为是否属于经营金融。国家有规定，个人不得经营金融。第二，算不算投机倒把。我就到中国人民银行去“人民来访”。接待人问我啥事。我说我有些金融法规搞不清爽，想主动接受党和政府的教育。我填了一张人民来访单子。他吃惊地说：“你就是杨怀定?我们早就注意你了。你怎么会有那么多国库券呢?”我说：“我今天来就是想问这件事。我可以买卖国库券吗?”他说：“你看呢?”我说：“我看是可以的。”他问我你有什么依据?我说有。我从口袋里拿出一份《金融时报》。当时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是李贵鲜。我说：“你们行长在报上讲，欢迎公民随时随地买进国库券，随时随地卖出。我看不到文件，但你们行长讲了，如果有错是你们行长错。”他不能说他们行长错，不知如何回答，只好说：“反正我们现在没有文件。”我说：“没有文件，那我就可以做呀。法律不禁止的，我就可以做呀。”就此观点，我后来还在报上发表过文章。

后来有一位官员对我说：“原来我们想让老百姓买卖国库券以搞活市场，没想到你利用这点来做生意。”我说：“我是合法的，我是投资者。我买进时，并没想要卖掉（其实是想的，就是为了要卖掉嘛），但是我突然之间要用钞票了。你管我是拿了一夜还是两夜呀。这也符合‘随时随地买进，随时随地卖出’的原则呀。”当时还有人认为，杨怀定把上海的大量现金带到外地去了（当时银行内部现金是条块分割的），上海现金减少了。我说：“你们没有看到，我把外地的利息都带到上海来了呀。”（我把有关的报纸、文件都保存下来了，当时怕“反攻倒算”嘛。）

这样做了一段时间国库券，心里还是有点害怕，怕政策变，也怕大笔现金带在身边不安全。当时个人没有本票，只有现金。我称过，一万元10元钞票是0.6公斤。我带50万元出去，就是30公斤。我就跑到公安局去，说现在改革开放了，我要从事国库券交易，能否请保安人员。后来上海《解放日报》社会新闻栏目上登过消息：上海出现第一例私人聘请公安人员当保安。我其实还有一个想法：中国人民银行如果认为我不合法，那么现在公安人员跟着我，我怎么做买卖的他们都看得见，有事你们可以去问公安局。

那时社会治安还是蛮好的。但那时大家都没见过大钱，你带着100万元现金，别人都会怀疑你非偷即抢，那时也不像现在这样讲法治，先把你拘留下来再说。有一次在火车站检查安全品，检查人员要我打开包。我说：“我不能打开，要打开到你们办公室去打开，我怕被歹人看见要跟牢我。”检查人员很恼火，他们从未碰到如此不买账的人。走进办公室，我打开包说：“都是钞票，可以带吗?绝对不是危险品。在外面不给你看，是考虑人身安全。”同时，我立刻把几包香烟掼过去。他们也很重视，马上通知乘警，请他们保护我的安全。就是这件事促使我萌发请公安人员的念头。以后我出门，保安人员开好执行公务的证明，还带着枪，一路免检，通行无阻，少了许多麻烦。到了外地银行，银行认为我正规，愿意把国库券卖给我。

1989年，我又跑到税务局。当时有关部门认为有几种人赚钱最多，我的名字排在第四位：上海市民杨怀定，利用国债买卖获取暴利。我马上跑到税务局咨询是否要交税。税务局的同志讲，我们早知道你了，并且表扬我主动上门报税。当时的背景是，个体老板都不大肯交税。报纸后来登了消息：上海市民杨怀定主动报税。根据国库券条例，国库券是免税的，我买卖国库券也就不用交税了。

到中国人民银行咨询、请公安人员做保安、到税务局报税，就是这三件事让我出名的。[1]

    在上世纪8年代末倒腾国库券的队伍里，并不仅仅只有杨百万这样的单兵作战的个人，其实也有第一批证券公司的白领。

1989年底，中国人民银行一家北方信托投资公司听到风声，人民银行所属的信托投资公司都要撤销，但他们库里还压着1000多万国库券如何处理?哪儿也找不到肯出这一大笔钱收购的买主。因为名声已在外，那边的人便想到了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火急火燎地给副总经理阚治东打来电话：“我们公司要撤销，人家都来要钱，而国库券又无法一下子换成现金，请你们帮忙解决。”

阚治东感兴趣了：“我们可以吃进，什么价格?”

对方报了一个价，阚治东觉得很合算：“好，1000国库券我们都要了。”

“你们什么时候来呀?”对方还是很着急。

“今天下午就动身。”阚治东一点不含糊地回答。

“啊，你们行动这么快?”对方倒很有点惊奇了。

1000万元，对阚治东的公司来说也不是一个小数目。在短短几个小时内，哪里去筹划这么多钱?阚治东就立即给工商银行上海分行毛应樑行长打了电话，毛行长同意了。于是赶到银行开出支票，指令虞志浩、边晓敌当天下午乘飞机即赴哈尔滨办理转让手续。

随后，阚治东亲自出马，带领朱德明、郭纯和工行保卫处的几个同志，也火速赶到哈尔滨。

当时的国库券都是现货交易，钞票和国库券直接运来运去。阚治东他们此行也不例外。1000多万元的支票一张，换来50箱国库券，足足装满了10条大麻袋。怎么运走呢?当时亲身经历朱德明，今天讲起来还有点惊心动魄：

12月的哈尔滨，大雪飞扬，滴水成冰。人的眉毛挂霜，鼻毛都结冰，呵一口热气也会变成冰雾。我们一个个虽然身穿借来的皮大衣，但除了阚总外，我们几个初到北国的人怎么也感到无法抵御寒冷……先是点数国库券数得天昏地暗。麻袋装好了，什么时候走?怎么走法?都是在极为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也绞尽了脑汁。

本来，我们想搭乘飞机回来，但保卫处同志从哈尔滨人行借了几把枪，带武器不准上飞机。我们又想干脆租一架军用飞机，但军用飞机不可能一下子飞到上海，沿途要停几次，安全有保障吗?我们又包了几间软卧车厢，但装国库券的麻袋体积太大，不允许上软卧。

最后，只好同哈尔滨铁路局及铁路公安派出所商量，把国库券放到前头的行李车上，派人拿着枪日夜轮流值班看守，生怕‘东北虎’组成的‘铁道游击队’飞车抢劫。换下来待在软卧车厢休息的人，神经也不敢一刻松弛。对讲机始终打开着，过几分钟就问；‘怎么样?’行李车上的看守人员就答一句：‘安全。’

就这样提心吊胆，经过几十个小时的路途颠簸，终于把它们安全运抵到上海。[2]

曾任万国证券公司办公室主任的王钊虎，回忆起当年印象最深的居然是三次“背国库券”（上海方言，意为倒卖国库券）的经历。他说：其中第二次背国库券是在1991年的夏季，当时全国很多地方正在发洪水。那次我们是横跨北京、天津及河北廊坊等好几个地方，把这些地区总计过亿的国库券聚拢起来，再一起背回上海，历时整整半个月。万国静安营业部的张伟和公司的两位经济民警和我一起同行。

由于事先准备工作充分，国库券的实物交割都很顺利，上亿元的实物国库券很快就聚集存放在了天津证券公司。因为国库券的票面较小，实物体积超过了原先的估计，装了近80个麻袋。1捆国库券约1.7千克，1麻袋一共56捆国库券达95.2千克！近80个麻袋的总重量超过了7吨！因为量太大，若按原先的设想空运到上海，不仅成本高，而且出于安全考虑，机场方面也不会同意。我们决定通过火车陆运，于是包下了半节邮车车皮。

那年南方正在发大水，而且还是夜车，火车穿越灾区时开开停停，一路上还要多次停车取邮件。为确保安全，我们一行四人谁都不敢离开装了国库券的车厢半步。当时正值盛夏，邮政车厢还没有窗户。我们四个人打着赤膊，就睡在麻袋上面。每当停车取邮件时，我们就都跳将起来，并排挽手，八目圆睁，唯恐“麻袋”丢失。那一刻，脑子里想的只有管金生总经理的那句话：背国库券如果出现一次差错，整个万国证券公司都会垮掉的。

就这样，火车从天津一路走走停停，熬了整整一个晚上，过亿元的国库券终于安全抵达了上海。[3]

回顾那一段历史，最早的股民诸如杨百万之流，最早的证券公司诸如万国、申银、海通和各地财政证券等等，哪个不是因为倒卖国库券而攫取了市场的第一桶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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