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3日，北京、武汉等地市场9:30一开市，和327相同合约的价格就比前一日大幅飙升了2.00元左右。

在北京，2月23日早上，刘峥嵘在去万国证券北京营业部的路上，遇到了出殡的灵车。一种宿命的预感，让她心中有说不出的一种沧桑，感觉几近崩溃。

抵达营业部后，她和王书琴、陈健三个人一起，将万国证券在北京所有与各分仓代理点连线的电话全部拔掉，并通过万国证券北京营业部和北商所联网的自营席位，把所有仓位空翻多打成了涨停板，北商所和327相同的合约第一时间全部被封死在涨停板上，最大限度地将万国证券在北商所的空仓全部锁定了亏损。

做完这一切，她们几个就坐着等待上海证券交易所开市、等待她们已经预料得到的灭顶行情的开始……

上海市场开市时间最晚，10:15开市后，即以149.50元价格开盘，比前日收盘148.21元价高出1.29元。

2月23日，早上8:45上班后，尉文渊就在9点多接待了外滩集团公司的周总经理，因为那时上海证券交易所正设想要买下外滩12号的市政府大楼（即原汇丰银行大厦、也就是现在浦发银行大厦）。

正当尉文渊和周总洽谈的过程中，10:15一开盘，市场（监察）副总监王强匆匆跑上二楼尉文渊办公室，说：“尉总，场内出问题了。”尉文渊说：“什么问题？”王强说：“有人卖出200万口。”尉文渊一听，感到不可思议，提高了嗓门说：“怎么可能？我们最大的持仓总量是40万口。”于是尉文渊让王强他们去把详细情况查清楚马上来汇报。

一会儿，王强上来报告情况：10:15一开盘，无锡国泰期货有限公司M16席位交易员接受客户在148.50价位上开327合约空仓200万口的电话指令，于是他分笔申报，以148.50元的价格抛出327空头合约200万口，一分钟内全部成交，成交的对方有几十家证券公司。

无锡国泰是一家专业期货经纪公司。交易所核予其的持合量为15万口。2月22日，该公司持有327合约9万口。

王强告诉尉文渊：已经向无锡国泰驻场交易员核查了情况，该交易员称这笔抛单系辽国发以海南博闻公司的名义下达的指令。企图压低价格，以达到减亏或盈利的目的，

由于这笔交易已严重超出交易所核予其持仓限量，尉文渊让上海证券交易所国债期货部立即致电无锡市该公司总经理询问，对方称不了解这笔交易的情况。交易所要求他立即赶至上海，并同时寻找辽国发集团董事长高岭。

当找到高岭后了解到的情况，这笔交易是所谓的“移仓”行为。高岭称：由于无锡国泰已答应将95%的股份转给辽国发，而辽国发在22日以前以个人或机构的名义在数十家证券公司开设了327空仓，得知贴息已成定局，难逃巨额亏损，怕拖累证券公司的面太广，因此将分散的空仓集中于无锡国泰的名下，实在不行，准备以这家公司破产的方式躲避债务。

当晚清算时显示，无锡国泰期货公司（M16席位）因大量透支开设空仓，形成的实际亏损为12.30亿元，并持空仓1628308口。1995年2月24日由于期货价格继续上涨使其亏损进一步增加，24日当天的浮动亏损为3.97亿元，从登记公司账面反映，M16席位的透支额达到16.27亿元。

高岭的做法，实际上已经爆燃了上海证交所当天327事件的导火索；而他的说法，实际上已经表露了辽国发面对巨额亏损，将会何种无底线的、接近于无赖的做法，把损失责任推卸给市场和交易所。而这种极不负责任的断臂自保做法，在此后几年里，将给整个证券市场带来巨大的债务纠葛和数不清的后遗症。

但在当时，尉文渊并没有完全理解辽国发此举将会给市场带来什么，尽管性质和做法非常恶劣，但只是认定这是一起“移仓”行为、并未对当时市场价格产生严重的扭曲性影响。为此交易所决定，一是强制其当日全部完成平仓，二是等问题解决后，解除无锡国泰从事国债期货交易的资格。事后尉文渊解释说，也是交易所权限内最重的处罚。

10:30，上海证交所按预定计划，召集30家会员单位会议，讨论交易所关于国债期货交易风险控制的新规定。根据近几天发生的情况、成交量急剧放大和当天开盘的异常举动，与会者最后都同意上海证交所提出的《关于加强国债期货交易监管工作的紧急通知》就国债期货交易监管作出的六项规定。1.从2月24日起，对国债期货交易实行涨跌停板制度；2.严格加强最高持仓合约限额的管理工作；3.切实建立客户持仓限额的规定；4.严禁会员公司之间相互借用仓位；5.对持仓限额使用结构实行控制；6.严格国债期货资金使用管理｡

在这个会议上，上海证券交易所总经理尉文渊也向大家通报了上午开盘时无锡国泰的违规行为，明确表达了准备将无锡国泰清除出“场”的决定。

与此同时，在万国证券，2月23日上午10:15一开盘，价格跳空1.29元，达到149.50元。此后从电脑上看到似有多头获利盘抛出，冲高后多头出现第一次回吐，327合约已成交200余万口，但327合约在150元受支撑后重新展开上行态势。这个上海国债期货市场从未有过的状况，一下子打乱了万国证券原来的平仓计划；同时价格跳空上涨幅度如此大，空方保证金一下子全被打穿，巨额的浮动亏损已超出万国证券的承受能力。

前一天刚刚受命的决策小组操作总指挥张磊方寸大乱、没了主张，情急慌忙与管金生取得联系，告知上述紧急情况。

当时管金生正在瑞金一路的公司总部召开公司监察稽查工作会议，上午10点半，得知开盘后的情况，管金生立即离开正在召开的公司监察稽查工作会议，召集万国证券公司各部门负责人举行紧急会议。

多年后滕伟在接受笔者访谈时，描述当时在公司大会议室，管金生提出要去交易所交涉，所有参会者一片恐慌性的沉默，谁都不说话。滕伟主动提议：去交易所应该提出要求，取消开盘后不久这200万口合约交易，并要求交易所停止国债期货交易。

滕伟对笔者解释：“当年交易所的自由裁量权很大，交易规则的执行也不像现在这样严格，提出取消200万口交易也是有先例可循的[1]。再加上公司当时以投资银行业务为龙头，管总那时的主要精力都放在一级市场、尤其是在投资银行业务上，对二级市场关注并不多。管总可能认为自己对交易规则的细节不太熟悉、怕自己说不清楚，也没把握提出停牌能不能被交易所接受，所以决定叫我陪他去。”

多年后，管金生对笔者回忆当时情况，说自己在会上表示：“鉴于327合约在开盘交易中出现意想不到的异常情况，如果不及时补救的话，会发生中国金融史上的一个重大的事件。我准备到上海证交所去，提出下午将国债期货停牌的请求，你们部门经理以上公选一个你们认为最公正的人，作为历史见证陪我一起去。”结果，大家一致推举了基金管理总部的滕伟。

不管哪种说法更接近历史真实，结果是滕伟陪同管金生一起前往上海证交所进行交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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