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9事件”才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实际上是319合约在市场上的最后疯狂，才是中国政府最高层下决心关闭国债期货市场的最后一个砝码。如果按照1993年7月10日财政部《关于调整国库券发行条件的公告》中所埋下的祸根，直到92年5年期国债在1997年到期兑付之前，基于92（5）国债产生的所有国债期货合约，都有可能同样因为贴息和保值贴补等原因而在任何一个时间点上引爆诸如327的疯狂事件，而319只不过是这一系列引爆点的第一个而已……

在“327事件”发生3天后的2月26日，中国证监会和财政部颁布了《国债期货交易管理暂行办法》，当时似乎并没想废掉这个金融工具。在此之后，中国证监会一个接一个地发令要加强国债期货的风险控制，这些命令一个比一个急，一个比一个凶。据不完全统计，从“327事件”发生到5月19日，中国证监会、上海证交所以及有关部门下发的通知、决定等超过30个。

但此后期货市场仍旧在巨额资金的惯性推动下热点不断：

    上海商品交易所胶合板在1995年3月29日之前连拉3个涨停板。交易所把交易价格的涨跌限幅调整1%。第3天，即3月31日上海商品交易所全天停市。

    继北京商品交易所1994年9月出现“绿豆风波”（北商所出现绿豆合约超过世界绿豆产量的奇事）后，1995年5月天津联合交易所的红小豆交易再次引起巨大风波。天津红“507”合约从5月中旬开始,成交量､持仓量开始放大｡6月9日市场多头主力拉高期价至5000元和4980元,至9点30分,场内终端全部停机｡第二天,交易所宣布9日交易无效,507合约停市两天｡随后,交易所采取措施要求会员强制平仓｡这就是期货行业历史上著名的“天津红507事件”｡

    1995年5月初，上海证交所国债期货“319（对应92年发行的五年期国债）合约”在连续几天价格上涨后，在5月11日价格突然上涨到最高183.88元，当日的国债期货日成交金额达到924亿元。5月11日，上海证交所在监管中，又发现有四、五家会员公司超额持仓，当日319合约的仓量达57.85 万口，比5月10日的持仓数27.34 万口净增111.59% ，其他较活跃的品种如339合约也较前一交易日持仓数增加约3O% 。针对这一异常情况，上海证交所即刻对相关会员公司进行检查，发现违规超仓的公司，都是代辽国发下单所为。辽国发在下单时称有何问题由他们与有关部门交涉。为控制潜在风险，上海证交所在5月12日开市时决定当日起国债期货交易品种暂停开设新仓，所有期货账户内的持仓余额在当日同比例压仓至原持仓的5O% 。

    事后上海证交所对于接受辽国发超额开仓的5家公司：农行甘肃信托、大连国际信托在江西省证券公司(均系空方超额持仓)和属于多方违规的宁波证券、湖南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超额持仓、保证金不足)，给予停止国债期货交易资格并处罚款的处罚。

    由于5月12日已达到压仓比例，5月14日上海证交所通过新闻媒体宣布5月15日起恢复正常交易。

    同时交易所经反复次讨论决定：尽管目前缺少法津、规则依据，但从维持市场正常秩序的大局出发，建立“市场不准入制度”，对少数严重违规、扰乱市场秩序者，本所将通知所属会员，一律不得接受其买卖委托，将其排除在市场之外。该项制度试行办法在5月16日已报中国证监会。

    但是，天不假年、时不我与。政府高层已对证券期货市场反复出现的乱象失去了耐心，再没有深入分析事件成因、假以时日改进市场监管方式和体制创新的信心和勇气，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成了监管层决策心态的共识。

于是，5月17日下午5时40分，中国证监会召开紧急会议，发出《关于暂停全国范围内国债期货交易试点的紧急通知》，从5月18日起在全国范围内暂停国债期货交易试点。5月18日中央电视台再次播发这条消息。

就这样，开市仅2年半的国债期货无奈地划上了句号，中国第一个金融期货品种宣告夭折。

可以这么说，实际上是319合约在市场上的最后疯狂，才是中国政府最高层下决心关闭国债期货市场的最后一个砝码。

    其实，如果按照1993年7月10日财政部《关于调整国库券发行条件的公告》中所埋下的祸根，哪怕是327合约没出事而在1995年6月30日平顺地实现了92年3年期国债的兑付；但是，直到92年5年期国债在1997年到期兑付之前，基于92（5）国债产生的所有国债期货合约，都有可能同样因为贴息和保值贴补等原因而在任何一个时间点上引爆诸如327的疯狂事件，而319只不过是这一系列引爆点的第一个而已……

插图9：

《关于暂停全国范围内国债期货交易试点的紧急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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