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5日在博客中发表了《4年与40年——遗落在农场的青春岁月》的博文后，引起了曾经在24连务农的小伙伴们极大的共鸣。其实那篇博文只是一个删节版，完整的原文有将近3万字。写下这一切，其实是为了我自己能放下岁月的磨难而带给自己身心伤痛的重负。我在回复朋友的评论时说：这4年的磨难使我成年，但疗伤却花了我整整40年……这两天看到诸多当年战友的评论和回忆，看来多年来承受这伤痛并不只是我一个人，因此应大家的请求，在此把完整版的全文再次贴出……

 

    今天是3月5日，每年的3月5日，都是我个人的一个纪念日——40年前的这一天，我17岁的青春被搁置在奉贤海边的星火农场。整整4年的务农生活，最终还是我自己把自己从田边捞回了校园…… 

 

 

   

一．

记得当年我们73届中学毕业，面临的是上山下乡运动的后期，消退了的理想和政治狂热被现实中50年代高出生率形成的人口就业高峰所逼迫，这个社会再一次地从上到下用冠冕堂皇的“四个面向”（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工矿、面向基层）的口号来大力鼓动上山下乡。和老三届（66、67、68三届初高中生）第一次上山下乡热潮所不同的，只是上海的下乡从我们73届开始以市郊农场为主，很少再有到外地去插队的（除非是极个别人为了狂热的“革命理想”而高举红旗主动要求去外地农村插队，这种人在73、74、75、76届都有，而这些极端革命的带头者往往在出发前就被吸收入党了）。

那个年头的个人命运，完全不在自己手里。中学毕业的去向，取决于是否独生子女、取决于哥哥姐姐是否上山下乡、取决于哥哥姐姐是在外地还是在市郊下乡、取决于哥哥姐姐在外地是插队还是农场或是工矿、取决于有几个哥哥姐姐下乡……

如果你是家中独苗，那就可以留在城里，但属于留城的软档，分配给你的单位可能是集体企业、不太好的工业局（如环保局），也可能推荐你去技校读书（因为读书毕业后还会再一次面临 “四个面向”的分配）；如果你上面的哥哥姐姐有一个或者一个以上已经下乡，那你就是留城的硬档，可以去全民企业或者诸如机电局、仪表局之类的好企业；如果你有哥哥姐姐留城、或你就是家中老大，那你就是硬档下乡……

而我，因为在家里排行老二，姐姐在两年前毕业时，因为班主任的帮忙被分配到外地的工矿企业，而且因为那个上海援建的企业尚未建成，她仍旧在上海的汽轮机厂培训。所以我属于软档中的软档，班主任老师如果帮忙，可以推荐我去参军、或者留城到技校念书；如果不能帮忙的话，只能下乡。因为我是班长，和班主任老师关系很好，在班中学习成绩一直很好，所以班主任老师一直和我说，再等等、我再争取争取……

我最后考虑到下面还有两个弟弟，如果我争取到留城念技校，也许几年后毕业还会面临再一次“四个面向”的分配，而且因为我和姐姐的分配去向，我大弟弟两年后毕业就铁定要下乡，而且不会有任何回旋的余地。

最终我只能和班主任商量，如果争取念书的机会很吃力，那我还是下乡吧，至少老师还可帮我争取一点点时间上和地点上的好处。家里四个孩子，总要有一个做出牺牲。我作为长子只能承担家庭的责任。后来我大弟弟毕业时如愿上学念技校、小弟弟尚未毕业赶上顶替15岁就进了父亲退休的上海船厂。

 

   

就这样，我最终被分配到奉贤的星火农场，在1973年12月30日收到通知，第二批1974年3月5日出发，这是老师能给我争取到的仅有的优待。

 

第一批去农场的同校同学大多是家中老大，在1973年的12月份就下去了，他们面临的悲惨境遇就是，下去几天就被赶到海边参加围垦，在海塘开河挖泥筑坝围田。那一年冬天奇冷，我到连队后听第一批下去的同学告诉我，围垦的那几个星期下大雪，气温零下6-8度，海水冰冷刺骨，但所有的人都单裤、裤管卷到大腿，下到泥水里，一干就是大半天。有同学的父母正好那时去连队看望孩子，见到这种情形，只能和孩子在大坝上抱头痛哭……

 

二．

我最终在1974年3月5日来到奉贤星火农场24连。

记得我们到连队那天，因为行李已经提前送到了，老队员带我去宿舍去时，我只感觉到周围除了第一批下来的同校同学不断地打招呼以外，还有许多老队员在我背后指指戳戳。

我被安排在3排，到连队第一个宿舍是在平房里，当时的一个房间也就十来平米，北面居中一扇窗、南面一扇门一扇窗，一个房间进门靠东墙连着放两个上下铺的铁架子床就到北墙窗边了，西墙从靠南的窗边一个上下铺、靠北窗放另一个上下铺的床，两个床中间的一米左右空间放一张桌子，放置大家的脸盆、煤油炉等杂物。我找到我住的宿舍时才发现，我的行李堆放在靠南窗边的下铺床上。帮我们新兵挂蚊帐、整理床铺的老大姐告诉我，在农场有这样一个不成文的规矩，朝南窗边下铺，一般是给排干部准备的。 

当年连队的平房宿舍（2006年4月16日摄于23连）

 

怪不得！后来他们告诉我，在我们这一批新兵到达前，连队里就传说，其中有一个在学校时就是班长、长得高高大大的男生，连部在指定床位时把他的行李放在排长床位上，摆明了想要把他作为未来的排长来培养……原来这流言竟是我到连队第一天那么引人注目的原因。

 

三．

可惜，我最终让对我寄予很高希望的连队领导失望了。

3排的正副排长一个管政治、一个管生产，两人都找我谈，都在争取我。可我下乡前就在父母的教诲下，抱定宗旨，一不扎根（也就是表态一辈子扎根农场献青春）；二不当官（只要被“定干”、也就是确定提升为什么连队级干部、包括连队会计之类的，也就同时要扎根一辈子）；三不谈恋爱（如果在农村谈恋爱、结婚，那就成了家属户，事实上就意味着没有任何上调的机会）；最根本的，我也根本没兴趣在生产和政治排长之间参合他们互相之间的勾心斗角。

这是我踏上社会的第一步，根本不理解农场这人生社会的最底层复杂赤裸的人际关系有多少丑恶，我只想与世无争度过几年，挨着轮到上调的机会回城。但是，在农场里人与人24小时在一起，踩着别人争取上位、争取领导的好印象、争取领导的关照……都是可以得到实实在在的、哪怕是蝇头小利的实惠的。这种赤裸裸的贴身肉搏，在平时就或明或暗地在同届、同排、同宿舍里进行着。而到了每年春节前的上调季节，如果和某一位连队干部比较好，或者触壁角翘掉了潜在的竞争者、或者父母有关系打招呼、送东西，那在本届得到第一批上调、安排好的去向上，更是好处无穷。所以在春节前的那一段时间，每年都是气氛紧张、人与人之间都是怪怪的，平时看着很正常的人，如果轮到属于上调的范围，那肯定会出现反常的举动。拉掉你，就意味着我多一份机会。有的不断跑连部、有的每天干活回来就躺在床上对着蚊帐顶一言不发一根接一根抽烟、有的每天晚上喝一小瓶二两的小土烧（我们称之为小炮仗）之后就疯疯癫癫又哭又闹借机发酒疯……我们把这都称之为“发年底疯”。

至于某一位刚进场的女同学为各种目的争取某个有力气有势力的男生的亲睐，那更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于是有的女孩子和某一个同排大男生合伙吃饭了、帮他洗衣服了，得到的是干活时男生帮她带掉许多、如果这男生是排长那就更可以安排轻松的活给她。有的就此发展下去变成了“敲定”（确定恋爱关系）、有的就不断在不同的男生间挑来换去。

 

我们刚下去第一年，这些都属于旁观、听听而已。当两位排长不断拉拢我、找我谈话时，我只能不做声。特别是那位政治排长，不断做我工作，最后到了要我揭发生产排长“只抓生产、唯生产力论”的表现。我明白他想借机压过同届的生产排长，在下一年即将到来的70届上调中能争取第一批轮上。但这么赤裸裸地拉我进入他们之间的个人恩怨中，这远远超出了我道德底线。终于有一次我在他和我的谈话中明确回绝了他加入他阵营的要求，这样，我作为连队领导培养苗子的第一个希望就此失去了。

当年连队食堂外墙（2006年4月16日摄于23连）

 

四．

让连队领导对我彻底失去希望的，是我在下乡两个月后生了一场传染性肝炎，为此我直接忤逆了连队指导员，就此，我在农场之后几年的命运就急转直下。

说起连队的领导，也很有意思，我们24连属于星火农场的西南片，从场部南边沿中心河往西，第一个是23连、然后是五七3连，接着是我们24连，再往西是25连，紧挨着25连的是新建的场办工厂黄磷厂，出了黄磷厂的西边，就属于上海市文化干校的地盘，那就到星火农场的西面边界了。

场部十字路口的中心河桥头，左岸一路下去就是整个西南片诸连队（摄于2003年9月28日） 

   

星火农场以场部为中心，划成东北、东南、西北、西南四个大片（后来又有垦区），每个片都有一个五七连队。这是在老三届下乡后，纯粹由知青组建并管理的连队，有别于文革前建场早期以老农管理为主的老连队建制。在星火农场的历史上，几个五七连队的身份很有点特殊，有点像纳粹的党卫军和红卫兵纠察队那样。

在最初成立的第一个五七连队就出了好多名人，例如后来在上海很著名的光明乳业的董事长王佳芬，就是最早的五七连队的连干部。后来场部领导在每个片都建了一个五七连队，并从五七连队抽调干部到各个连队担任连长指导员，所以据说我们的连指导员下乡初期也在五七连队呆过。

其实各个连队的干部，在全场层面上，和连队里的排干部一样，都面临你死我活的勾心斗角、倾轧和竞争。而我们的连队指导员，很有些自诩为西南片的老大和召集人。

我们的正副连长一男一女，都长得比较结实。而正副指导员也是一男一女，都挺文气地戴一副秀郎架眼镜。私下里大家在背后都传说他们两两各是一对，但多年后才发现，最后连长娶的居然是副指导员，阴差阳错，让大家大跌眼镜。

我们的指导员，在我人生这几十年里认识的各色人等中，至今仍然属于极品级的奇葩。他是67届初中生，因为在文革中积极造反，而在下乡前已经是上海市中学红代会的成员（相当于现在的共青团上海市委委员），经常出入于文革前上海团市委的办公地马勒别墅，据他说曾有过被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徐景贤接见的经历。所以他也常常在连队大会的讲话中开口闭口“春桥、文元、景贤、洪文”地炫耀。（马勒别墅是当时的上海市中学红代会的办公地，文革后仍旧成为上海团市委办公所在地。很讽刺的是，没想到我在回城读书毕业后会进入团市委，在马勒别墅工作了整整五年）

他属于比较聪明伶俐的一类，但也常常自己感觉怀才不遇，没有爬到更高的地位上去。他时刻梦想的就是在全场、全市或者全国，用自己极左的政治运动手段出一次大风头……在表面的文质彬彬、道貌岸然、高调的革命口号包裹下面，其实他的内心极其阴暗、自私和卑劣。

在我们到连队一年后，连长就被调走了。多年后才知道，就是指导员在背地里到场部用完全无中生有的罪名告的状，使得场部领导对我们连长产生了误解。

后来，我到社科院《世界经济导报》工作，见到已调到世经所工作的当年副指导员，她告诉我：尽管当年一开始对连队里起哄她和指导员是一对未置可否、尽管指导员当年曾几次私下里对她表白，但从他对待我们连长的事情上，她看出了这个男人心底里的阴暗、卑劣，这也是她和连长最后走到一起的原因。

在整个西南片，各连队的领导无一例外地都是干活冲在第一线的，都以干活最苦最累得到连队上下的尊重和敬畏。但只有我们连的指导员，可以什么活都不干，却让上下害怕得要死。他只要不外出，每天的工作就是，早上五点半或六点打开广播转播场部广播站的新闻，大家出工却看不到他的人影，因为他又去睡了。只有到上午10点多，才会发现他的身影在各排的田头拖拉机道上来回走一圈，只要远远看到他的身影，各排的员工就像抽筋一样，掩盖住一个上午的疲惫、提起十二分精神来应付他的检查。然后直到下午3点半左右，他又一次在全连各排的田头出现，像个工头一样再来检查。整整4年，我在连队时几乎没见他正经下过田干过几件农活，诸如插秧、挑粪、挖泥……

他有一整套极左又极端不讲理的说辞，一个星期至少开一次全连大会，他在会上至少要讲上一两个小时，无论冬天多冷、夏天蚊子多咬、干了一天活大家有多累，他都会不管不顾地滔滔不绝。为了满足他搞政治运动的瘾，几乎每一两个月，他就要抓一两个典型来运动一番：或者是某一家属户用公家的砖瓦搭了一个鸡棚，这是偷窃公共财物啦；或者是某个家属户，私自养鸡养鸭，这是资本主义尾巴啦；或者是某个单身妈妈休假过期没回来，这是不遵守连队纪律啦；或者是某个男生在宿舍门口随便小便，妨碍公共卫生啦……都会让他兴奋地开全连大会，组织大家分头发言批判一通。

有一次在三抢（每年7月下旬早稻才成熟，而晚稻种植不能晚于8月初立秋，所以这段时间抢收抢种抢管理的农忙期被称为“三抢”），74届的新兵不知连队的潜规则，在仅有的休息时间在篮球场投了几个篮。被他看到后，他用特有的表示愤怒的方式：牙根咬得腮帮子一鼓一鼓的，马上召开全连大会，说是既然你们在三抢这么忙的时候，仍旧有力气打篮球，说明你们出工还是没有完全出力，那么你们全体连夜出去到稻田里拔秧……

 

五．

我来到连队两个月，就遇到了第一个农忙季节“三夏”——夏收（收割小麦）、夏种（种植早稻）和夏季田间管理。那一年初夏的三夏季节开始时，指导员在全连动员大会上宣布了几条闻所未闻的纪律，其中一条就是：不准请假。所有的假都由他来掌握批准，包括病假。

我们连队有医务室，原来各连队医务室医生是可以处理病假的，场内其他连队都是如此。可这在他当指导员后就被取消了，医务室不仅不能开病假，就是转场部医院也要他批准。但就是这样，当时场部医院的病假单他还是认可的。

不过到那天的全连大会上，他竟然直接宣布：从今天起，场部医院的病假单也不作数了。他说：“你们看过没有，场部医院的病假单是怎么写的？它上面写着‘患什么什么病，建议休息几天。’这就说明医生只有建议权，没有批准权。这批准权在哪里？就在我的手里。你们哪怕拿到场部的病假单，也还是要到我这里来批，我准许你休息几天你才能休息，不然你仍旧给我去干活。”

这就是读书人坏到极点才能够想出来的点子，而如果是老农当连队领导的话，绝对不可能想出这样的主意来整人。按现在流行的话来说就是：流氓其实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

当年连队食堂，矮的是厨房（2006年4月16日摄于23连） 

 

而我恰恰在这时得了传染性肝炎，撞在了枪口上。

3月份我到连队后，第一份农活就是棉花除草。那年棉花除草，指导员规定不能用小锄头、一定要用手工弯腰去拔草。一千米长的田垄、弯腰一整天，我个高，别人弯6-70度，我要弯120度，最后累得只能跪在田里一步一步往前赶。你完成不了任务，就意味着别人要帮你完成，谁也不会愿意。两个月后，一天下雨，大家在宿舍里搓草绳，几个老大姐问我，为什么脸色那么黄？我说我感觉有点累，一直缓不过来。她们建议我去查一下，别得了肝炎。

我到场部验了血，GPT80多（40以下才是正常的）。场部医生开了一周的病假条，要我一周后再去验血。

我母亲是医生，一年前我姐姐刚得了传染性肝炎，在家隔离四个月，弄得家里鸡飞狗跳。对于我来说，17岁的孩子第一次得这种大病，心里的恐慌是可想而知的。

从场部医院回来我就找连队指导员，交上病假单说我要回家。他对我说，刚开过大会我说了什么你难道不知道？我对他说，我母亲是医生，我知道肝炎对人的伤害，我要回上海去作进一步的检查和治疗。他在我的病假单上写上“准许休息三天”，并严厉地说，就在连队休息、不许回上海。倔强的我只对他说了一句话：就是三天我也要回去。我连东西都没有收拾就回上海了。

回家后，我母亲陪我到她工作的中医学院附属龙华医院再次验血，并请她同事林功铮医生帮我把脉开药，验血结果仍是GPT84，第二个月又出现慢性指标异常。就这样，我在家里隔离治疗了4个月，直到肝功能指标完全正常后，医院又开了4个月减轻工作的证明才回到连队。 

当年连队食堂厨房，远处是两层楼的宿舍（2006年4月16日摄于23连）

 

我印象很深的是9月中旬我母亲陪我回连队的第一天，在场地上见到连队指导员，我母亲陪着笑脸向他说明了我的病情，他对我冷冷地瞥了一眼，面无表情地对我母亲说了句：我知道了……我母亲再和他说话，他始终都没有把脸再转过来过，似乎面前没有我们母子俩。于是我明白了，因为我忤逆了指导员的意志，在他手掌下我的命运将被彻底改变。

 

六．

我重新来到原来的宿舍，所有的被褥都发霉了，许多生活用品都不知去哪儿了。我母亲到场部商店为我置备了必需的生活用品后，再三关照我要忍耐，然后就一步三回头不放心地回去了。

我这时已被调换到5排，排长是个憨厚的家属户。当我把情况和他说了以后，他说，减轻工作的话那你只能和女生一起去干活了。

第二天女生的活就是打药水，一个药水桶加满水有40多斤，双肩背着，左手上下给气泵加压、右手拿喷头喷药。加压泵陈旧了，需要很大力气不停地上下加压；药水桶漏水，整个后背都被农药水湿透了。一天下来，腰、背、双肩、左手，疼痛到麻木，晚上连翻身都翻不过来。

那一年的秋天多雨，割完稻的田无法进拖拉机翻地，只能人工冒雨一铁搭一铁搭地翻，我和一群女生一起翻地。两脚穿着套鞋沾上满腿的泥，重到脚都抬不起来；铁鎝上也是粘着泥连举都举不动。一天一天，浑身酸痛、双手都抬不起来，直到麦子种下去。

在农场，无论农忙和农闲，其实真没什么减轻工作的工作。从此我开始认识到，要想在这个社会最底层站住脚，只有干活干过所有人，这样他们才拿不住你、也没法欺负你。因为你只要干过他们了，你就可以理直气壮地在前面休息，他们也无话可说。

蔬菜班刚刚挑完大粪回来（摄于1977年4月）

 

就这样直到年底，春节放假时每个排都要安排一个人留守值班，各排留下值班的基本都是原以为自己今年能够轮上或已经被传得铁定能走、有的在家里或邻居及父母同事都传遍了能够上调，到春节放假前最后宣布名单时却没有自己的名字，于是心理失衡觉得回家没脸见人，就索性春节不回家，留在连队里躲个清净。

而这时，因为共同的读书爱好，我在5排结交了一个比较讲得来的男生，我们就一起约好，主动提出来春节留在连队值班。

下乡第一年就不回家，别人都不理解。可我确实想安下心考虑好如何来闯过人生第一个谷底这一关，让自己面对被踩入泥浆中的现实、安排好今后的下乡生活。同时我也可以安安静静在没人的连队里每天睡到日照头，等他们春节后回来，我再回家休假，前后加起来就可以休息一个多月。

就这样，那年春节我们就和其他排的几位老大姐老大哥一起过了一个特殊的春节。

四百多人的连队，一下子只剩下几个人，人的空间迅速被老鼠占领。有一天早上，我去上厕所的路上，见到昨晚下过雨的路面上有一个直径一米左右的水塘，居然整整齐齐围了一圈一尺多长的老鼠，一只挨着一只挤成一圈，都是头朝里尾朝外地在喝水，一下惊得我浑身起鸡皮疙瘩。

说起老鼠，还有两件很有意思的事。

连队的仓库保管员主要负责粮种仓库的保管，仓库离开连队宿舍有一段路、是一栋独立的平房，保管员是一个人住在仓库里。粮种仓库的老鼠比宿舍区的老鼠更猖狂，居然有一个晚上，保管员熟睡中脚贴着蚊帐被老鼠啃掉了半个脚趾，这老兄竟然熟睡到一点知觉都没有，直到早上起来才发现脚上都是血。

宿舍里的老鼠都差不多成精了，尤其是女生宿舍，从家里带的食物比较多，老鼠就最爱在女生宿舍找吃的，差不多所有女生宿舍的饼干桶都被老鼠打开偷吃过，最后有的女生把放有食物的饼干桶倒过来、再在上面压上一个重物，没想到的是第二天早上起来发现，饼干桶上面的重物被推到了，倒放的饼干桶也被掀翻、桶盖被打开，里面的食物还是被老鼠偷走了……

 

那次在连队过年，我事先带了许多书下去，一同留守的5排好友还带了一个相机买了一个胶卷，在春节期间，我们一起溜溜达达到场部、海边的垦区拍了一些照片。这两年翻出这些已经磨划得不成样子的底片，扫描后每一张都花几个小时修补，再看看当年的那些留影，真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慨。

当年的场部办公大楼（1975年春节在连队留守值班，摄于场部）

 

当年的场部办公大楼（摄于2006年4月16日）

当年的场部办公大楼，背后二楼第一间是场部广播站（摄于1975春节）

当年的场部办公大楼，场部广播站在右边露出一个角（摄于2006年4月16日）

当年的场部办公大楼（摄于1975年春节）

中心河桥头（摄于1975春节）

中心河桥头，河对岸的楼房就是23连残留的宿舍（摄于2003年9月28日）

中心河桥头（摄于1975春节）

 

七．

我在春节前，就因为5排长的建议而被调到了蔬菜班。宿舍从5排搬到了连部楼房（我们连当时只有一栋两层的楼房）底层的蔬菜班男生宿舍。我们宿舍一边是医务室、一边是图书室；蔬菜班的女生宿舍在我们楼上，她们的边上就是连部。

当年的宿舍(楼房）（2006年4月16日摄于23连）

 

搬家时宿舍里只有东墙靠北窗的上下铺空着，因为这个床铺夏天西晒太阳很厉害，一般没人主动要选。于是我选了上铺，这是因为在下铺无论本宿舍或外宿舍的人，进了宿舍都可以在你的床上坐坐，除了睡觉你无法让你的床成为你的一个私密空间。我下决定适应农场的生活，从家里搬来了好多书，一个90公分的床铺，从床头到床尾有三分之一放的是我的书，只要一放工，我就可以上床看书、拿被子当作桌子做笔记，无论平时还是我看书时，我都可以把蚊帐门关上，随便外面同屋的抽烟喝酒聊天，我关进蚊帐自成一个小天地，自得其乐地看我的书、写我的东西。

我至今仍保留着在农场几年自己看书摘抄和记录的笔记本，那是一种黑色的硬面抄，我分门别类，一共有十几本。抄满了各种读书摘入、整本书籍的手抄版，以及自己的写的文章和诗稿。当时所看的书有几本如王力的《汉语诗词格律》、《清诗稿》、《艺概》、《随园诗话》、《古文观止》……至今仍珍藏在我的书橱里。

我在农场时堆在我床上，陪伴我度过那段青春岁月的部分书籍……

 

至今仍保留着的读书笔记

 

靠着这个自绝于外界的自我强迫式的修炼，我逐渐在农场艰辛的生活中找到了自我存在的基点，走出了刚踏上社会就跌进险恶的人生泥潭中的阴影。不但在农活上蔬菜班长拿不住我了，而且在写写弄弄上，连指导员想压制我也逐渐压制不住了。

 

八．

不久我担任了本连队的场部广播站通讯员，为本连队的日常工作写稿给场部广播站播出。这是一个为本连队评功摆好的工作，尽管我不久就成为场部广播站稿件采用率最高的连队通讯员，但指导员还是常常不满意。

但不管如何，我却在这个业余时间额外的工作中找到了苦中作乐的途径，与当时的场部广播站的一帮广播员搞得很熟，其中现在最有名的是宋怀强。他是74届的，我们一直叫他怀怀，休假回上海还曾到他家去玩，那时他妹妹宋忆宁还是一个黄毛丫头。宋怀强声音很好听，可塑性很强。他有空就自己在磁带录音机上把当时仅有的几个西方电影，一个人分别扮演其中的各种脚色，配音成几可乱真的电影录音，还得意地放给我们听。

和这个朋友圈子混熟以后，场部有这一类的与秀才相关的事情就常常落到我的头上。75年秋天，全国政治运动都集中在批林批孔批宋江的奇怪政治目标上，场部召集全场各连队的小秀才们在垦区的一个刚建造完宿舍还没建制的连队营地，集中了将近2个月，先是批林批孔，后又延续转向批宋江。这个学习班，发了好多学习资料供大家写批判文章。这些个东西都是当时在平常不容易找到的古代书籍资料，尽管做了政治性的摘编，但大家仍旧把它当作学习古文和古典文学知识的教材。

一大帮来自各个连队的年轻人集中在一起，场部又没有明确一定要写出什么批判文章的重要任务，所以大家倍感轻松。

我印象很深的是，那年秋季秋雨连绵不断，我们有很多时间在自己的宿舍里看自己的书。有一天我母亲托人带来了一饭盒的月饼，那是当时最普通的白果广式月饼，馅里头还有大块的猪油。我躺在床上，一边看书一边不停地吃，不知不觉中一个下午居然把六个二两的月饼全吃了，结果那天肚子里又胀又腻、晚饭都没吃，好几天反胃还是满嘴一股猪油渣的蚝味。

垦区海滩（摄于1975春节）


垦区中心河桥头（摄于1975春节）

垦区中心河桥头（摄于1975春节）

 

    和我同屋的是来自19连的一个男生，他带着一根竹箫、一根竹笛。中秋那天晚上，我们几个讲的来的男生一起，端着食堂做的中秋加菜：芋艿、毛豆、奉贤海边特有的毛蟹……以及大家各自从家里带来的月饼、小土烧酒等，带着小桌椅到宿舍区外面，在一条规划好但还未开挖的河道上、已经完工的水泥桥下，对着一轮明月，又是唱又是闹。最后那个男生拿出他的箫吹起来。幽幽的箫声、如水的月光、各自感怀的喜怒哀乐，把不少人弄哭了……一曲吹罢，这哥们对大家说，谁知道我刚才吹的是什么曲子？大家面面相觑，谁也说不出来。他幽幽地说，这曲子名叫“小寡妇上坟”，一下大家哄叫起来，有几个站起来追着要捶他，他忙不及地撒腿就跑……远远的一帮女生不知道这里发生什么事故，等我们回宿舍后还不停地问：什么事？什么事？

为此，我当年还留有一首小诗记载这一段经历和情绪：

《秋问》

骤秋雨万点，

岂心如日暮？

烦恼皆因汝引起，

何来仓猝？

流离失所，

虽茱萸遍插，

奈何欲渡无路？

离愁万种，

颦眉紧蹙。

孰识心底万事，

少年肺腑？

更友人吹笛凄楚，

牵几年耳闻目睹，

兼心事满腹，

向谁谈吐？

何时破浪长风

直泻瀑布，

再回首今日，

仲秋七五？

——写于1975.9.27.

 

在那次的学习班上，我还认识了在另一个连队担任指导员的一位老大哥叶骏，他是上海中学66届高中毕业生，当时在21连担任指导员。在他的影响下，我更坚定了自己在农场这艰辛的务农生活中不放弃自己的业余学习的决心。

第二年夏天，市教育局的中小学教材编写组来到我们连队开门编教材，带队的张老师居然就是叶骏的中学老师。在前后一个多月，参加他们编写教材的过程中，张老师告诉我，叶骏是上海中学66届高中毕业生中的高才生，原本完全有希望保送进清华北大的，但因为文革的开始，他们老三届不管学习成绩是否优异，所有人的命运都被改变了。

后来就是在与张老师保持通信、和叶骏这批老高中生保持联系，才让我知道77年我们可以参加高考、在他们的鼓动下我才懵懵懂懂地去报名参加了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次考试。

 

九．

尽管40年后回忆当年的务农生活，记忆会自己淡化那些痛苦、艰辛、伤痛的经历，但是整整4年的日日夜夜，在当年经历的过程中确实是相当难熬的。

艰苦和严酷是充斥在我们这些刚踏上社会的毛头孩子每日每时每刻每处的生活里的现实。

我们一个连队只有一个厕所，而且几个星期都不会冲洗一次。最厉害的时候，厕所里发酵的氨气刺鼻到透不过气来、进厕所眼睛会被刺激得不停地流泪。冬天上厕所，被呼呼的北风刮得肚子生疼；夏天更惨，被蚊子叮得不停地拍打屁股。我们蔬菜班常常要在厕所背后的大粪坑里挑粪，干活中间休息吃点心时，往往就是放下粪桶、扁担一搁坐在上面，满手粘着粪水也不洗、在外套上擦一下就直接抓起包子面对粪坑坐着就吃。

当年全连就这样一个厕所（2003年9月28日摄于23连）

 

如果干活远离宿舍，渴了就直接喝小条沟里的水，不管上游是否有人小便、还是偷懒的男生把原本应该撒在田里的化肥直接倒进了条沟、或者条沟里的水都已经发绿了……

每个排的条田就这样从宿舍区延伸到沿塘河，有一千米。这拖拉机路和边上的水渠当年都是泥土的。（2013年12月1日摄于30连）

 

 

每当夏天，宿舍里的蚊子猖狂到你只要手脚靠近蚊帐，它们就会一拥而上隔着蚊帐叮你，第二天醒来会发现一片红肿；秋天降温后，硕大的绿头苍蝇，一窝蜂地飞进宿舍，一开始还嗡嗡地围着你转，到后来都停在帐子顶、饭碗甚至电灯开关的线上，最后你就会发现，宿舍里的电灯开关线像一串黑色的珠串，密密麻麻停满了苍蝇。 

连队的平房宿舍区（2006年4月16日摄于30连）

食堂的厨房后窗口（2006年4月16日摄于23连） 

 

 食堂的厨房后窗口（2006年4月16日摄于23连）

 

食堂的厨房后窗口（2006年4月16日摄于23连）

 

可是尽管如此，在农场连队恶劣的生存环境和丑陋的人际关系之外，只要静下心来，也能发现大自然生生不息的生动和美丽。

有一年冬天，一夜大雪，清晨大家被叽叽喳喳的喧闹惊醒，推窗一看，除了满地白雪以外，觉得周围景色似乎改变了，可是却谁也说不清改变在哪里。最后才发现，宿舍区周围昨天还光秃秃的树枝上居然一夜之间又长满了树叶。仔细一瞧，原来是雪地里无处觅食的麻雀停满了枝头，使得光秃秃的树枝又仿佛长出了树叶。接着，大家就兴高采烈地从仓库找出灭雀灵，拌上稻谷去抓麻雀、送到食堂里改善伙食……那天，就成了全连额外的狂欢。

我在农场几年，最喜欢的就是三四月份仲春之际，那时绿肥田里种的紫云英开出了一片红花、麦田里即将抽穗的麦子一片墨绿、而油菜田里油菜花开成了一片金黄，太阳一出来浓郁的花香让人几乎要醉了，而阳光投下云朵的身影、蓝天白云和地上一块块的斑斓色彩，天地间似乎只剩下美好和幸福……

如果往返农场从小路走，沿路都是很淳朴的乡村景象。我曾在从上海回连队的时候写过一首诗，描写这一路上的诗情画意：

《初夏夜归》

初夏，

乘风归家。

遍地瞩目，

稻田棉花；

尚有田野深处，

人映晚霞。

夕阳西下，

几处灯影绰绰，

似繁花？

隅遇田塍接踵，

向暮霭深处，

探询农家。

——写于1975.6.14.

 

中心河（2013年12月1日摄于30连）

 

中心河畔落日归途（2013年12月1日摄于30连）

 

在蔬菜班的宿舍里，我的床铺在夏天因为西晒太阳直接照着，所以是最热的。那时候没有空调、没有电扇，有的只是一把蒲扇，而且还张着帐子，夏天钻进帐子要睡着是很难的，有的男生在夏天就直接把床搬到场地上，在室外张着帐子睡觉。最难忘的是77年夏天三抢时，我光着膀子躺在床上，热得怎么也睡不着，但又累得迷迷糊糊。好不容易睡着了，朦胧中觉得身上痒痒，以为是蚊子在叮我，伸手一挠才发现我胸口全是汗，汗水不停地顺着身子流下来，让我在梦中以为是蚊子在咬我。我起身一看，流下的汗水湿透了席子，在我躺着的地方留下了一个完整的身形。我疲劳的身体再次和湿热的天气对抗，只能手摇着蒲扇、努力入睡，一觉睡醒，发现自己的手还在茫然地摇着、可手里的蒲扇已不知掉到什么地方去了……

为记下这印象深刻的经历，我也曾留下过几句诗：

《乡间夏夜（之一）》

欲睡难睡何烦燥，

汗珠爬过痒难搔。

梦得扇落浑不知，

觉热恍惚手还摇。

——写于1977.8.8.

 

刚下连队时，郊区长途车还没有延伸到场部。从上海来回农场，要从徐家汇现在美罗城的门口、当年是徐闵线的终点站，坐徐闵线到闵行剑川路的终点站。然后走到黄浦江边的闵行轮渡站，坐车船渡到对面西渡；上了岸走十分钟到西渡长途汽车站，坐西渡直接到奉城的西奉线长途汽车，到钱家桥镇下车、或者再往前到星火农场站（其实是农场的北部边界、离场部还有至少半个多小时的路程）。有时候赶不上直接到奉城的长途车，就只能先到奉贤的县城南桥镇（这个班次多一点）、再从南桥镇汽车站转乘到奉城的公交车。不管是到钱家桥还是农场车站，下车后都还需要走一个来小时路才能到连队。不同的是，从农场车站方向走至少可以从车站到场部走的是碎石路，然后从场部由东向西经由23连、五七三连再到我们连队是一条泥路；而从钱家桥穿过农场与公社的边界、经过西面的25连回到连队，走得都是泥路。只不过这条路要近一些，用45分钟就可以了。我们常常选择的是走钱家桥，只有下大雨才走场部。那时长途车很少，一天就几班，过了时间就要等好长时间。
闵行轮渡口，当年的售票亭还在（摄于1994年12月20日）

闵行轮渡口，车船轮渡码头，过了江就是奉贤了（摄于1994年12月20日）

奉贤西渡长途汽车站，我们当年过江后在这里坐长途汽车到钱桥镇，然后再步行45分钟到连队（（摄于1994年12月20日）

 

农场里没有星期天休息的概念，比农村好一点是，每个月在6号和21号安排两天场休，但也一般6号放给大家、21日不放，积攒着给大家春节回家休长假、或有事请调休。

月初的场休，正好是发工资的第二天。我们第一年的工资是每月18元，第二年转为24元，只有极少数当排长的才能拿到27元。节俭的就在连队洗洗晒晒，想得开的就会设法去钱家桥镇或者南桥镇玩一天，中午喝个酒搓一顿，到南桥的下午还可以到澡堂洗个澡。

场休那一天和春节前放假时，长途车就挤得要命。尤其是春节放假走的那天和回来的那天，整条公路上都是知青、车都挤不上去、挤上车都几乎可以脚不着地。

春节回家，有的男生会带被子回家洗、有的会给家里带农场年终发的大米（当时上海每人每月只有4两大米，其余口粮都是又硬又糙的籼米），50斤大米加上行李，要扛着走将近一个小时，现在想想简直不敢想象，当年哪来的这么大力气。

从上海回来也是这样，家里总给每个孩子准备一些吃的，至少会炒一瓶肉丁、豆干、黄豆或花生的炒酱，至少可以将就吃上一两个月；炒米粉会有一大袋，考究的父母会在炒米粉中加入芝麻等，一般也就加一点糖，但上海当年每个月每人也就几两糖的配给，所以都是家人口中挤出来给下乡的孩子，也不会放很多。回来这大包小包的也要历经千辛万苦才回得到连队宿舍，往往为避开拥挤，回连队会提早半天，末班车往往是最拥挤的。

 

那时有个笑话，说只要坐上从西渡到闵行的轮渡，肚子就饱了；而从闵行踏上开往往西渡的车轮渡，肚子就自然感觉到饿了。

大家都是17岁出头的长身体孩子，到了农场干上体力活，自然而然地胃口就变得大得惊人，尤其是第一年。男生一顿吃上七八两、甚至斤把的不足为奇，女生也一般都有一顿吃上六七两的记录。

我姐姐当时还在闵行的上海汽轮机厂培训，我常常是场休就到闵行她那里改善一下伙食。记得有一次我去她那儿，她到食堂给我买来四个炒菜、一份红烧肉、一份蹄膀（大概有小半只）、一份大排骨、两个肉包子、两个花卷、再加上一份汤、9两米饭，在她办公室桌上放了满满一桌子菜，她的同事们围看着我，很惊讶地发现我居然慢慢把这些全部吃完了。

那时是文革后期，供应严重不足，农场里也是和上海一样配给副食品。只不过我们自己有蔬菜班，可以增加一点新鲜蔬菜，但是，肉、蛋、食油的供应和其他地方一样，食油每人每月只有几两，根本不够，在农场食堂全靠猪油补充，记得76年冬天，严寒大雪下的齐腰深，那一年冬天基本供应不上肉，我们连队食堂白水煮白菜吃了一个冬天，白菜没有肉或猪油搭配一块煮是很难吃的。最后没办法调味，食堂里只能在煮白菜中加鲜辣粉，那个味道使得我后来有十几年闻到白菜味道就作呕。

吃得下是一个问题，对女生来说，什么不吃也发胖，是另一个烦恼的问题。女孩子下乡后经历了最初的不适应后，也许是水土关系，一般都会发胖。于是许多女生就减食，一天三顿每顿只吃一两但还是发胖。男生就和她们开玩笑，说你们就是喝水，也会发胖。
当年连队食堂厨房（2006年4月16日摄于23连）

破败的厨房仍堆着当年的芦席（2006年4月16日摄于23连）

当年的食堂（2006年4月16日摄于23连）

 

女生爱美，除了担心发胖，还担心晒黑。在奉贤农村，妇女都用一块一尺多见方的土布，折去一个角包在头上，称之为包头布。但即便是这样，农妇们都还是把绝大部分脸漏出来，只包住头发、耳朵和后脸颊。可这头布到了农场的女生手里，她们就把它折得大了许多，包到头上时往前伸出好几寸，搞得像老式照相机的皮腔；又尽量把前面的口子缩小，以防止斜晒得阳光照到脸上，远远看上去一个个都像带着防毒面具似的。但没想到的是，海边的海风都会吹黑皮肤，所以，一脱下头布，两边的脸颊是保护住了没有晒黑，但因为前面留的口子太小，海风吹黑的就是眼睛鼻子和嘴唇上部，整个一张脸就像戏剧化装的猴子脸。嘴损的男生干脆直言，一个个简直就像个猴子屁股……惹得大家狂笑不已，那些女生也面面相觑。

女生在农场，受到的磨难要比男生多得多。在农场，男生少女生多，许多农活明明不合适女生干的，没办法也只得女生顶上去。比如开河，往往四个人一组，一个男生三个女生，男的开锹女的挑，每组分一米五到两米的工作面，两个组相对从河中心面对着往下往后退。平地开河一开始是干的，这还好；如果是老的河道加深，那个泥浆、污水、坡道上掉落的河泥的湿滑、踩烂的阶梯绊脚……百十来斤的担子一天挑上十几个小时，遇到不懂干活窍门的男生，跟着他挑担的女生那个罪受得就厉害了。往往是女孩子最后搞得浑身是泥、要不在负重爬坡时被湿烂的阶梯扭伤了脚腕或腰、要不肩膀就被扁担磨破血水从棉袄里沁出湿到外面。蔬菜班长老博士的弟弟骑着自行车来看望哥哥，正好我们刚刚挑完大粪，他带着照相机为大家在宿舍门口拍了这一组照片。而这张照片给他父母看到后，惊呼：农场里的人怎么这样颓废……（摄于1977年4月）

蔬菜班全体男生合影（摄于1977年4月）

 

像开河这种活，掌锹的男生非常重要，不能进度太快（要快，也要现在边上留出拦水的小堤），不然你的作业面比别人低，其他作业面的积水都会流到你这里，那你永远在湿烂的泥水里挖泥，不仅累、还会连累跟着你挑担的女生受伤；而如果男生的手脚慢，你的作业面比相邻小组高，那边上的男生会在交界线给你越来越多地留出斜坡形成的土方，你这小组的土方从河面到河底，就会比相邻小组多做好几方。这是一场领队的男生之间斗智斗勇、互防互助的心理游戏；也是带队男生在同组女生面前展现承担和呵护的男人气质的过程。打锹的男孩子不会干活，跟着他的女孩子就更会受老罪；如果男生不争气，跟着你干活的女生，也会对你怨声载道，并看不起你。

 

男孩子的调皮和捣蛋，是无所不用其极的。最极端的一件事就是，那时每个排住一排平房，靠路边的外面几间是男生、里面是女生。为的是男女有别，进进出出女生可以路过男生的宿舍、而男生就不会借路过女生宿舍而流连往返。

平房门前仅有几十公分宽的水泥道，天一下雨，整个宿舍区除了宿舍门前和场地，所有的路都是一片泥泞。所以每当下雨，偷懒的男生尤其不愿意出门打饭、上厕所，要么托室友打饭、要么就在宿舍门口随地撒尿，但有时撒尿到一半就遇到女生出门，就惊恐万状地躲回宿舍。那时每个宿舍都装了锁，但大家都嫌拿钥匙麻烦，就在锁边门框墙上拆去一块砖，掏一个洞可以伸手进门开锁。有几个特别捣蛋的，就常常躲在屋里，从门框边的洞口往外撒尿。不明就里的女生，从门前路过，好几次被撒了一身的尿，于是就告状到连部。

也是因为宿舍门前因此在晴天一片骚臭实在太影响卫生，但更主要的是有一次指导员经过一个男生宿舍门前也差一点淋了一身尿。于是，终于抓到了一个现行。指导员马上开全连大会，把那个男生押到台前批斗了一番，并宣布几条处罚措施，其中有一条就是扣发他的工资到场部商店为他买一个痰盂罐。这是一个带有很重羞辱意味的处罚，因为只有非常娇滴滴的女生才用痰盂。这个男生也很绝，既然你羞辱我，那我就破罐子破摔，痰盂买来后，他就直接拿着没用过的痰盂到食堂去打饭了。这事让指导员也哭笑不得，全连也都为此乐了好多天。

当年的宿舍(平房）（2006年4月16日摄于23连） 

 

当年的宿舍(平房）（2006年4月16日摄于30连） 

 

家属户宿舍，是一个小套间，进门有一个小间可做厨房（2006年4月16日摄于30连） 

 

我们小时候看电影，看到干农活，不管是插秧、割稻，演员们往往都是袖管和裤管高高卷起、一条毛巾搭在脖子上。在农场干了几年后就明白，这种花拳绣腿的表演，如果放到现实生活中，是绝对行不通的。

下稻田，无论男女都是一条长裤裤管放到底，赤脚踩在平整施了基肥的稻田里插秧，裤管的末尾都是沤在稻田的水里，怕的就是田里的蚂蝗和巨大的蚊子。一个夏季下来裤脚管都被沤烂了，呈褐黄色的，连我们的脚指甲都是这个颜色，像是现在很流行的指甲油。三抢的时候没日没夜的连轴转，一条湿裤子几个星期不会洗、也不会干，除了睡觉，就一直穿在身上，整个裤腿、最后裤裆都湿透了，而且都是田里不干净的肥水浸泡的，致使下乡几年的女生，许多都患上了阴道炎等妇女病。

已收割完的稻田（2013年12月1日摄于30连） 

 

特别是开河，不在宿舍附近（其实如果干活比较远，也会离宿舍有一公里左右），男生小便还容易一些，女生就很麻烦。往往是一个女生要小便，会拖上三四个同伴，到背人处三四个女生围成一圈，脱下外套或雨衣遮着，中间的女生才能蹲下方便。如遇到生理期，那更是惨不忍睹。所以，我们一开始还觉得奇怪，为什么城里来的女生，在农场呆过几年后，往往会变得没皮没臊的？有些会泼辣得连男生都害臊。在连队里，往往是老兵女生在吵架时什么话都敢说，特别是家属户和单身妈妈，那更是厉害，连嘴巴最脏的老男人都不敢和她们吵架。时间长了我们才理解，这社会的最底层，已经把现代社会最温情默默的表皮都撕得稀巴烂，人与人之间最后都只剩下赤裸裸的生死之搏，到最后大家都见怪不怪了。

 

每年冬天的开河，是除了7-8月份三抢以外最难熬的。如果是平地新开的河，相对好干一些；而老河道加深，原来河底的淤泥、作业面的湿滑、松软的河坡，都是很要命的难活。如果在离连队不远的老河道开河，不住在外面，那至少晚上休息会比较舒服。不过假如开河地点比较远，也很够呛。

 

有一年我们开河工地里我们连队有1个小时的路程，连队领导还是决定不搬出去住。可每天早上5点出门，7-8点才回到宿舍，一条破棉袄腰上扎一根稻草绳、一双高帮套鞋、夹着一把胡锹，每天天没亮就睡眼惺忪、跌跌撞撞地出门，晚上一路摸黑精疲力尽、摇摇晃晃地回来，两头都不见太阳，这种日子真的不好受。特别是那双脚，一整天干活下来，闷在套鞋里，鞋垫、袜子都汗湿了，我们一般都准备两三套鞋垫和袜子，但多了也准备不起啊。可就是这样，几天一过还是换不过来，每天清晨，穿上还是潮湿的袜子、伸进冰冷潮湿的套鞋里，不久都捂出了冻疮、甚至溃烂了，早晚穿进鞋那个痛、中午热了那个痒，这种滋味，简直就像是上刑。

垦区中心河桥（摄于1975春节）

 

但搬到工地上住，尽管少了在路上受折磨的痛苦，但是工地上住宿的艰苦，那是一般城里人很难体会的。

有一年我们在垦区平地开一条新的河，就住在这河边的一个新建成的拖拉机站。因为拖拉机车库没有门，三面是墙，那开口的一面就简单地用两层芦席当墙隔断，在这芦席上开一个小门供人进出。

我们从滩涂上砍来芦苇，沿一边墙堆到一米左右高，在芦苇堆上铺上芦席，就成了一个大通铺。20多天开河，20多个人只有盖被没有垫被、直接睡在芦席上，晚上只能挤在一起。最后离开时，铺下的芦苇堆里都捂出白花花的蛆虫来了。

那是一个零下四五度的寒冬，处处透风的芦席墙，我们每人只有一条盖被，谁也不愿意靠外面睡。当时指导员也和我们一起住，他只把行李往最里面一放，谁都不敢啃声。最后是我们蔬菜班一个70届的男生，因为上调还是恋爱的原因脑子已经有些轻微的异常，他似乎一点不怕冷，主动睡在最外面。

每天早上大家谁也不愿意第一个起来，也不愿意冒着寒冷到十几米外的食堂打热水洗漱。也只有那个睡最外面的男生，在指导员暗示般的咳嗽声里第一个起床，拿着脸盆到食堂打来一盆热水洗脸。接着大家都赶快起床，就着他洗过脸的温水洗一把，连指导员都不例外。往往到最后，那一脸盆水都变成黑灰色了、像泥浆水一般。

严苛的生活现实，让惯于唱高调的指导员都无法免俗，我们大家都强忍着不笑出声。只有那呆呆地男生，憨憨地笑着对指导员说，你也洗这脏水啊……

 

在农场，对男生来说最难的事情就是拆洗和缝被子，第一年下乡大家都是在春节回家时把被子带回家拆洗。但老是这样也不是一件事，有的就拆了把被单带回家洗，回来后在拜托老兵女生帮忙缝上。再后来就拆了自己在连队里洗，再请女生帮忙缝上。

冬天洗被子那可是很受罪的。当年连队的水龙头都在露天、集中在宿舍区的北边，洗脸刷牙洗衣物都在这里，冬天的北风毫无遮挡，往往在用清水过被单时，从盆里拉起被单、放下去之前就已经结冰了，被单就被冰渣冻得硬梆梆的。

当年的被子都没有用被套的，一条被单一条被面，然后和棉絮缝起来。我原来在家中，还学过如何缝被子，但那是在家中的双人大床上，被子是平摊着的。在农场只有单人床，缝被子需要折起来一半一半地缝，那可真是个技术活，搞不好就会把上下层缝到一块儿去。女生中也只有我们上几届的女生才会，同届的女生中没几个会的。

记得我最后学会在单人床上缝被子，是在76年的9月9日。那天正好我拆洗了被子，下午在菜田里浇粪施肥，三点半田头的大喇叭广播说4点钟有重要广播，到点的时候，我们就在田埂的粪坑边放下粪桶、把扁担搁在粪桶上坐下，广播里传出了哀乐。那天，因为老毛的去世，全连的女生都哭得稀里哗啦，我们蔬菜班原来答应帮我缝被子的72届大姐，哭得怎么劝都无法从地上起来，连晚饭都没吃。眼看着天黑了，最后我只能自己动手，学着原来看到的女生如何缝被子的样子，在单人床上慢慢把被子缝起来了，结果居然是一次就成功，没有把上下半条被子缝到一起去。

 

在农场4年，我直接和间接经历的知青死伤，不下数十起。印象最深的是隔壁连队23连，有一次连部怀疑一个男生偷别人东西，和他谈话要他交代，他死活不承认有这么回事。最后连干部火了，让连队的民兵队长用白蜡绳把他捆了，关在一个屋子里审问，直到半夜这男生仍旧死咬住不承认。最后动手打，又因为他大叫而把他嘴巴堵住、头上套上麻袋，四五个民兵用扁担轮流打，最后看他不啃气了，还说他装死不老实。打到最后才发现没气了，这才慌了神。报告场部后，只是把打人的民兵队长和几个打人的民兵保护性拘留到垦区别人找不到的地方。男生的父母要求处置打人者，最后也不了了之。

另一个连队也发生同样怀疑一个男生偷东西的事，这个男生怎么解释也没有用，就在要关他之前，他回宿舍从床底下拿出一瓶乐果（剧毒农药，当时这些东西在农业连队的宿舍里都随便放的）咣咣咣一气喝下、再拿起一大茶缸水灌下去，以证明自己的清白。结果送到场部医院，喉咙以下消化道内脏全部被烧烂了。告诉我这事的场部医院医生说，单喝乐果及时洗胃应该能救，同时喝下水以后就惨了。最后只能动手术把喉管直接连接上直肠，维持生命。但就是这样，没几个星期就死了。

伤害性的事故最惨的是发生在我们隔壁的25连，那年三抢，在打谷场脱粒的一个班，半夜十二点休息吃宵夜，大家就抓紧机会东倒西歪眯一会，有一个男生就坐在滚筒脱粒机上休息，当要开工时，班长也许实在太累了，没仔细看就直接合上电闸启动了脱粒机，结果那个男生的两条腿被卷进滚筒脱粒机，大腿以下的皮肉几乎全部被脱干净、露出白花花的骨头……

更多的自我伤害事故，往往是因为忍受不了太累的劳动和身心疲惫。有一个连队的男生就把自己的小指放在房门的铰链处，让同屋推上房门，结果小指粉碎性骨折。他到场部医院上了夹板开了两个星期病假。没想到的是，第二天事情就败露了。结果连队领导非但取消了他的病假，还扣掉了一个月工资。

 

下乡第一年，对传染性肝炎这些大病还诚惶诚恐。几年后，连队里谁得了肝炎，就会有许多人去和他合伙吃饭，希望的是染上肝炎，能开上几天病假。还开玩笑说，GPT不要高，百八十就行，开一星期病假也好。好像GPT会听他的…… 

每个连队在中心河边都有一个抽水的泵房（2006年4月16日摄于24连旧址河边） 

   

有一件事至今还是对我们的身心产生伤害，可在当时根本没人来管。

我们连队往西最靠近农场边界，在75年开始造了一个场办工厂——黄磷厂。黄磷有剧毒、尤其是生产过程中的废水含有很高含量的汞。那个时候根本没有废水处理，它就直接往厂区前的中心河排放。

这条中心河从西往东横贯整个农场，每个连队生活用水当时都抽取的中心河水到本连队的水塔，供大家使用。直到最后，在场部以东现在的光明乳业八场的地界上、当时是上海市的卫生干校，他们发现中心河水含汞量超标太厉害。结果整个市卫生干校全部撤退，连他们养的猪都不许喝中心河的水。可在卫生干校上游、特别是紧靠黄磷厂的我们西南片几个连队，仍旧喝中心河水持续了一年多才为我们打了深井、改用深井水。

    讽刺的是，现在整个星火农场的西南片，早就改为星火开发区，变成了集中全上海化工企业的开发区。

中心河边，对面是原来的市卫生干校（2013年12月1日摄于30连附近）

 

中心河边，对面是原来的市卫生干校（2013年12月1日摄于30连附近）

 

最后到75、76年，在农场流行过诸多很可怕的病，而这些病在国家的官方媒体上都早就宣传过已经消灭了很久。比如霍乱、鼠疫、伤寒、天花……当时都不敢叫原来的名字，只是称为1号病、2号病、3号病。我们也戏称自己久经考验，差不多已成为武侠小说中施毒高手四川老唐家的后人，百毒不侵了。

30多年后，我在2012年去东非的肯尼亚和坦桑尼亚旅游，直到最后一站在印度洋边美丽的桑给巴尔岛上，给了我一个印象深刻的证明。那天我因为酒店通知要更换房间而在大堂里坐着看书，手里拿了一瓶东非之行每一处住宿的酒店都会放在床头的瓶装纯净水。当我等了两个小时还没有给我腾出要换的房间、手里的水都快喝完了，我就到前台向那位不紧不慢的黑人小姐询问还要多久？她回答还要半个小时，这是她第三次这么说了。那我就问她能不能再给我一瓶水，我摇着手里的瓶子说我的水已快喝完了。没想到的是，那位小姐用诧异的神情和奇怪的口吻问我：“你这水从哪里来的？”我说：“是房间里的。”她面无表情地丢下一句话就转身忙别的去了：“这是给你漱口用的。”这一下才点醒了我，为什么几天前在赛伦盖蒂露营时，很奇怪地发现公共盥洗室里不但刷牙的台盆边、甚至淋浴的隔间里，都有许多大大小小的纯净水空瓶？而我在某些旅游书中依稀记得到非洲旅游的提示里，有水质不干净导致腹泻的警告。原来许多欧美来非洲的旅行者，刷牙、洗脸甚至洗澡都不用当地的自来水的，就怕在这过程中当地的水哪怕漱口而少量进入口中引起肠胃炎。作为英国和德国的前殖民地，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的酒店都至少提供一瓶纯净水供客人漱口。而我们却把这当成中国的酒店提供的免费饮用水，一路上喝到现在。我们是天天用当地的自来水洗澡、漱口、刷牙，根本没有与当地水隔离的概念，也没有发生任何不良反应。回头见到旅伴说起这事，大家笑了好半天，同时感慨，我们的肠胃已经百毒不侵了。

 

十．

对于我来说，农场生活的这四年的经历其实是我真正意义上的成年礼。

看着我母亲在连队指导员面前陪笑脸、被羞辱；生活表明了我已堕入一个没处讲道理、个人命运完全不由自己做主、弱肉强食的社会最底层。我能做的只有沉静下来，不但要通过干活这一关，也同时用书籍给自己的心灵建立一个强大的防护网，不能让自己的精神和心灵自甘堕落在这污浊的泥沼中。

原来连队条田中间横向的中心路，已铺上了水泥（2013年12月1日30连）

 

75年春节后不到半年，我已经在蔬菜班里能够应付绝大多数农活。

蔬菜班说是属于后勤部门、在农忙时还要出人支援大田排，但其实蔬菜班的活比大田排要重上好几倍。大田排一年只种三季：早稻、晚稻和一季麦，而蔬菜班几乎一年四季都不停地轮茬在种和收。早春开始为三茄（辣椒、茄子、番茄）育秧、种矼豆、豆角、冬瓜、南瓜、丝瓜、黄瓜、西瓜、菠菜、蓬蒿菜、鸡毛菜、土豆、山芋、毛豆，冬天还要种韭菜、卷心菜、青菜和越冬的花菜……几乎江南所有吃得到的蔬菜我们都种过。播种、移栽、施肥、除草、打顶心、搭棚架，有时候施肥只能提着小提桶、几乎满手满身是粪地一陇一陇地浇过去。挑大粪在大田排一年也就几次，而我们几乎每个星期都要挑一次。

我们蔬菜班的班长是我们中学同校同学，刚调到蔬菜班时还以为在老同学手下应该能得到些许照顾，但不久就发现就只是幻想。

班长是瘦瘦弱弱的一个人，因为他脑筋比较聪明、什么都要讲出个道道，所以得了一个绰号叫“老博士”。他有一个特点，就是自己的体力并不支持他重活累活处处带头干。所以不久我就摸索出一个规律，只要他哪天要外出、或者那个活他不和我们一起干，那他安排的活，肯定把我们累得屁颠屁颠的，不休息地不停干都几乎干不完；而如果他不外出和我们一起干，那每天的工作量，就可以安逸地在中间休息一两次。

因此，我们就尽量争取和他一起摽着干活。比如挑大粪，他在的时候，一个上午就每人10担，我们很快在九点多就完成了七八担，然后就在田头找个地方休息，等他和其他人赶上来，到中午收工前再挑个一两担就和大家一起回家了。因为他的体力干不过我们，对此他也没话说。

所以我下决心在最短的时间里，把所有的农活都拿得起放得下，这样老博士就是要玩，对我们几个干活利索的也没有办法。

但是老博士真正对我造成伤害的并不是当时的干活、也不是在当年。我在离开农场20多年后才意识到，最终很长时间给我心灵带来伤害的，居然是我们大家大面子上都过得去的同校老同学、蔬菜班长老博士。直到30年后我们第一次重逢，我当着大家的面半开玩笑半当真地对他说：老博士，你让我记恨一辈子……

 

十一．

除了干农活，我使自己精神上在农场安顿下来，主要是靠我自己重新捡起我的书。不停地读书，不久也在周围聚集起几个要好的读书朋友，在辛苦的农活之余，相互交流读书的心得、交换书籍，写一些小文章相互交流，甚至用诗歌互相唱和，记得我们几个还编了一本手抄的诗集，起名叫《朝花与浮萍》，从1974年底开始，相互唱和，一直延续到1976年底。 

诗集《朝华与浮萍》

 

在连队之外，有场部的和其他连队的朋友不断地交流、相互之间常常还在回家休假时相互上门拜访。

77年，为参加全场的文艺汇演，连队新上任的副指导员张玲芬要求我出一个节目，我在场部小分队的几个朋友鼓励和帮助下，写了一个小话剧剧本。写完后，因为找不全出演的人，张玲芬硬逼着我不仅自编自导、还自演一个角色。最终，不但在西南片汇演比赛时排在最后压轴，得到的好评如潮；还被作为优秀节目中选，参加了在场部大礼堂的汇报演出。最终是否得了一个小小的奖，我记不清了。可我印象最深的却是，我们在五七三连的食堂参加西南片汇演比赛时，5排平时从来不会哭的一个三大五粗女生，居然趴在食堂的窗台上看得哭昏过去……

当年排演小话剧的定妆照——1977年9月摄于南桥照相馆，当天瓢泼大雨，大家的衣服都淋湿了。

参加演出的一家子在上海长风公园合影（摄于1977年10月）

 

这样，读书、写作和交流，让我们这些十七八岁的小男生们，逐渐把现实中和眼前的种种不愉快、辛劳和痛苦都稀释了，得以安然度过那几年社会最底层的煎熬岁月，而不至于消沉、堕落甚而至于精神和心灵受到创伤。

那几年，我再也没有让父母看到我身心承受的另一面，在他们面前始终表现出开朗乐观自信。也许真是双子座的性格特征，我觉得从那几年后，我在父母前的身份变了，真正成了一个长子：有承担、能忍辱负重、会安慰父母、能够让他们放心我会安排好自己的心情和生活。

尽管厄运还是不断地对我表现出它的狰狞……

30多年后，我们蔬菜班重聚，当年的民兵队长、我们同宿舍的马大宁对大家说了这样一件和我有关的事：有一天他到楼上连部，推门看见指导员正在和我说话，我也许有些随意地依靠在他的办公桌上，只见指导员突然大发雷霆，对着我大吼一声：你给我站站好！吓得我一激灵，连忙站直了听他训话。马大宁在30多年后说起这事，还挺奇怪。说指导员原来会对你这般羞辱……

这事其实我一点印象都没有了，我知道领导对我有成见，只能用自我修炼得强大内心来对付外界加诸的伤害：我不和你们玩可以吗？我在书本里、在连队外的朋友那里得到自己的心理平衡。我超然物外，一切外加给我身体和精神的伤害，都如过眼烟云，拂一拂衣袖转身就掉落了，我尽力不让它对自己心灵产生加害。

多年后，看到米兰·昆德拉的一本书，名字叫做《生活在别处》，故事的内容我一点没记住、但这书名，却是我当年在农场这社会最底层的炼狱里自我修炼心得的写照。

多年以后，我生活中不断遇到的各种厄运和磨难，有的远远超过农场那几年的程度，后来遭遇到的有些领导也远远比当年的指导员更极品更奇葩，我都依靠当年在农场修炼成的超然物外的金刚不坏功夫承受了下来，身心没有被压垮，而且还在逆境中为自己闯出了一条意想不到的生活道路。

记得77年年初，有一天我为改一个稿子而在场部招待所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早上我和招待所的朋友打了个招呼，就匆匆赶回连里出工了。没想到我刚到连队，场部招待所的朋友就电话追到连里，说是刚才在招待所门口有几个男男女女，他们是上海戏剧学院来农场招生的，也住在场部招待所。他们看到我和朋友打招呼，听我说的普通话很标准，就向我朋友打听这高个男孩是哪个连队的。我们朋友对我说，看来这几个老师对你很感兴趣，上午就准备到你们连队找指导员谈，也许会要连队放你。

那一年是推荐上大学的工农兵大学生招生的最后一年，我得到这个消息后整整一天忐忑不安。尽管我非常明白，指导员的性格和做法，很大可能是把这事拦下了。但从我朋友告诉我的，今年他们戏剧学院老师在星火农场已经一周了，没能招到好的学生，看到他们对你这么感兴趣，也许会说动你们连队指导员。我还是将信将疑地等待一丝希望。

两天过去了，没有任何消息，第三天，朋友来电话告诉我，那批老师已经失望地走了，他们两次到连队和指导员沟通，但你们指导员坚决不同意。

这也其实就是我意料中的，可我还是很感失望。从中学毕业，继续读书就是我的最大的人生目标，没想到的是，这次大学向我伸出了手，离得这么近却还是被人从中作梗而失之交臂。

 

十二．

正因为如此，77年下半年，我从叶骏等好朋友处得知全国恢复高考，他们鼓动我一起去报名参加时，尽管我对自己是否有这个能力严重不抱希望，但还是毫不犹豫地和大家一起去报了名。

1977年恢复高校招生后高考报名的准考证（正面）

 

1977年恢复高校招生后高考报名的准考证（反面）

 

从小我对是考大学，一直感觉是遥不可及的事。我63年开始念小学，66年开始文革，我正经只念了三年小学，还是在一间很普通的小学里念的。到中学，我们学校是上海市非常著名的按老毛五七指示进行教育革命的典型、当时是上海市革委会第三把手徐景贤亲自抓的点。我们的中学原来叫中国中学，在文革中改名为中国五七学校，九年一贯制，所以我们在五年级就进中学了。在中学里的几年，我们只是在72年邓小平复出、后来被称之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几个月里，稍微系统地学习了点中学应有的知识，我记得很清楚，当年我的数学只学到代数的二元二次方程，三角、几何完全没有碰过。

和叶骏这样66年就已经在上海市重点中学——上海中学高中毕业、而且当年就是可以保送清华北大的高才生相比，多年后第一届恢复高考，我们这些只是自学看书的半吊子文艺青年怎敢期望有把握能考上？

而且77年高考，没有任何复习大纲、也不知道考试范围、更不知道考试形式。如果在上海，也许会从大学、中学老师那里得到一点帮助。而对我来讲，人在农场，连报名的消息都是朋友通知我的，更无从得到任何帮助。

我只记得当年十月份时，我母亲心脏病犯了住院，我请了休假回上海到医院陪伴她。于是我就破釜沉舟，把我多年积攒的20多天休假全部请了，除了去医院陪护母亲以外，抓紧一切时间去图书馆看书、找出我珍藏的文革前出版的自学丛书复习，那真是漫卷诗书、漫无目的。

回农场之前，我尽可能在上海收罗更多的资料，摘抄以便带回去。我只有语文是长项、尤其是古文，我再一次通读《古文观止》；政治只能看报，记住时事政治的一些东西；数学就拿着自学丛书重新温习了我学过的代数到二元二次方程的那些部分；此外就是史地知识了……

如果像叶骏那样的连干部都参加高考的话，本连队参加高考的员工遭遇就会好很多，至少环境的压力不会那么大。而我们连队正相反，不知道出于什么心理：是自己没能力参加高考？是扎根的待遇使得他不能搭上高考改变命运的车？是妒忌参加高考的可以重返学校？是今后有许多人不再只有上调一条道路而不再受制于他？还是习惯于整人的变态心理？连队指导员在三秋动员的全连大会上恶恨恨地专门讲了三四个小时，概括起来就是一句话：复习高考的人涣散了连队的军心、影响了农业学大寨运动。你们这些参加高考的，别以为就可以靠这个方式铁定可以离开；你们别指望在准备高考时可以得到任何照顾；你们最终考上离开了我拿你们没办法，但如果没有考上的话，那你们仍在我的手里……

那时候每天我们5：30起床6：00出工，晚上6：00收工，叫“六出六进”。在连队我不能明目张胆地看书复习，哪怕业余时间也不可能，被他抓到了谁也想象不出会有什么结果。

我只能悄悄地向连队的图书管理员借钥匙，躲到我们宿舍隔壁的连队图书室里，把窗户纸全糊上、用杂物高高地堆出一个小小的隐蔽角落、再把电灯拉到里头，每天晚上7：00以后就悄悄躲在这里头复习，每天一个人复习到清晨2：00多，天天只睡三个来小时，直到12月开始高考的那一天。

最好玩的是有一天半夜1：00多我在看书时，只听到楼上很闷的一声响，吓得我关灯好长时间，屏声静气地不敢动，就怕指导员半夜来查岗。第二天一问原来是楼上蔬菜班女生宿舍有一个74届的小女生半夜睡觉一翻身，连人带被子，从上铺掉到了地上，居然还没有醒。她们以为半夜里没人知道，没想到第二天我竟然问她们昨晚你们那里发生什么事了，于是大家笑着说了半天。

 

在12月11日考试的那天，我们考场的老师很有意思，他们来来回回巡视，却老是到同考场的叶骏身边停留很久，看他答题。回头路过我身边时只听他自言自语说，这个考生肯定能录取。

考完我如释重负，但根本没有把握预计自己会考得怎样，只觉得自己的语文作文题写的很顺，因为那年的考题似乎是写一个在实现四化的奋斗中你身边印象最深的人，我就写了我身边的一个排长的真实故事，他名字叫小马、属马，我们私底下叫他“坏脚马”，因为他的一个脚有两个脚趾是先天畸形。他干活玩命，一马当先，常常是拼尽体力。最终有一次在三抢挑秧跳过水渠时，没注意一个新兵把镰刀反向放在对面田埂上，他跳过去时一脚踩在向上的锋利刀口上，人的重量、加上两百斤的担子、再加上跳过水渠的冲力，一下把他的坏脚筋腱全部割断……（前几年蔬菜班重聚时说起，他已经在好几年前去世了）也许这真实故事实在生动，再加上我良好的古文底子，我那年的语文考试得了83分（100分满分）的高分。

我们的高考成绩当时是保密的，直到入学一年以后才让我们知道。我居然四门课全部及格，就是最没有底的数学也是将将好60分及格，我可是把所有三角和几何题全部丢掉了，最后两道每道10分还是15分的大题目，我只做了其中的代数题、另一道三角题压根就没做。靠着二元二次方程的知识底子居然高考数学还及格了，这让我很得意。后来相互询问了一下，周围许多同学的高考数学都只得了一二十分、甚至是零分。

老实说，第一年上海高考的考卷难度按现在的高考水平比，只有初中一二年级都不到的水准。但是要知道参加考试的绝大多数都是基本没系统学习过中学知识、又已经在农村被折磨了好几年的年轻人，记得大家统计过，当年我们参加高考的录取比例是17比1，这说明竞争还是很激烈的。

 

那年的春节回家，我格外轻松。对高考的结果没有抱任何希望，也无处打听，只是觉得我尽力做了自己应该去做的事，结果对我来讲不重要了。因为我根本就没有对自己能竞争过别人有任何幻想。于是按在农场养成的规矩，到处结伴到已经认识或还没见过面的各类朋友家去玩。

春节休假结束应该是2月16日返场，没想到的是2月15日我在家收到了录取学校请我们2月18日到校参加座谈会的通知。我只能紧急找同连队的同学打听连队指导员的家庭地址，赶到他家请假说我明天回不了场了，需要请假延后三天。当时所有的春节休假返场，如果不能按时返回，他规定是要向他当面请假并得到同意才行。这是我第一次在上海见他，但他仍是那个样子，虎着脸面无表情地只说了一句：知道了，开完会就回来。

我在2月19日回到连队，20日在连队收到学校的正式录取通知。接下来的事情就是忙忙碌碌的转户口、粮油关系、团员关系……当那天我在场部把所有的关系文件都办理完，把户口证明、粮油关系等等文件揣在自己口袋，走回连队时，浑身有一种异样的轻松、自在的感觉，似乎阳光、空气和周围环境都充满了生机。我心中一个深深切切的感受就是：这个时候，我的命运是被我掌握了，她就在我的手里、在我的口袋里……

 

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在我离开连队的那个早上，起床后老博士却还是招呼我要出工。

那天上午是在菜田里挖排水沟、指标是每人一个上午是一条（大约100米）。我没有当回事，扛着胡锹就走了。到田里，大家还没完成一半时，我已经一气挖了一条半。我当时就把胡锹往田里一插，只留了一句话：好了，我走了。转身就回宿舍离开了连队……

我们蔬菜班每个人的工具都是个人专用的，无论是扁担、箩筐、粪桶、镰刀、胡锹、铁鎝、板锄、小锄头……我们都是各用各的，自己修理、保养，都很珍惜。不像大田排，每次使用工具都乱拿，常常在干完活时胡乱丢弃工具。当年在农场周围的农民，靠捡拾丢弃的农具就可以发一笔小财。而我们蔬菜班的人不可能在干完活时，把自己的工具扔在田里、丢弃走人。所以那天我的举动，把所有的人都看楞了……

这个小小的最后插曲，当时并没在我心中留下什么印象，也没有留下很深的记忆。但没想到的是，4年个人尊严被践踏、个人命运不由自主的经历，借着这最后的一件小事，在我的潜意识里留下了深深的阴影。

 

十三．

一开始我完全没有意识到，回城后马上开始新的读书生活和毕业以后到团市委工作，人生展开了全新的、让人应接不暇的画卷。但此后多年里，不自觉地感到，每隔三四个星期，我就会在半夜做一个几乎相同的梦：在农场的最后一天，当我把所有的户口、粮油关系都拿到手以后，连队指导员宣布没有他的同意，所有高考录取的人都不能走。我的户口被交还、重新被叫起到田里干活……整个人再次被巨大的失望、空虚、无助所劫持，整个身体像是被掏空了，人像是在一个没有依托的深渊里向下坠落……这个梦每每就在这时被惊醒，浑身是冷汗，久久不能再入睡……

最初几年我真的没有在意，也没有细想这梦靥究竟昭示着什么？在1980年10月4日还为这梦写下过一首诗：

《睡（之二）》

就此睡意笼罩了，

只有神经末稍四处伸张，

只要它一碰上什么，

就会让梦诉说怎样的谎。

 

但直到我回城20多年后，在半夜这梦还是隔几个星期就不由自主地来到我的脑子里……我怎么努力都不可能把它赶走，似乎它可以任由它的狰狞在我的潜意识里放肆地示威、作祟。

一直到了2003年秋，我买了车。在提车后的当月里我谁都没告诉，就悄悄地在一个工作日请了假直接开车去了农场。

那时我们西南片已经被改造成星火开发区，一个一个的化工企业把我们的连队土地都占领了，再也找不到当年的痕迹。连队前的中心河还在、中心河边的泥路已经变成了柏油公路、中心河边的水泵房还依稀留着当年的样子。只有紧靠场部的23连，老房子都在，当年23连的宿舍区和我们连队的格局完全一样。

我停车走进23连的宿舍区，食堂、老虎灶、厕所、场地……一片荒芜中透着一片凄凉，在残破的平房和楼房宿舍里，似乎还残留着我们的青春岁月……

 

农场已经大多租地给外地来的人耕种，23连靠路边楼房的一层，打开了朝北的墙开了几个小杂货店，在店门口闲坐着的店主，很奇怪我的行为举止。她们警惕地问我是干什么的？我说我在将近30年前就在这里生活、种田……现在就想回来看看。她们很诧异地说：既然走了，还回来干嘛？叫我就坚决不会回来的，这地方有什么可留恋的？

她们不知道的是，这一片残破的平房、还堆满芦席的食堂厨房、只剩下残砖破垣的厕所……那伸展到沿塘河边、将近1000米、还带着些许盐碱的条田，那田地里的水渠、粪坑、拖拉机路……那棉花杆、稻草和麦杆堆成的柴垛，那春夏之际绿肥田一片紫云英红花、麦田一片墨绿、油菜田一片金黄……一块块的斑斓色彩里，调和的、留下的都是我们的甜酸苦辣的青春岁月啊！

……

我再到场部转了转当年常去的地方，就转身驱车回家了。很久，我没有和夫人说起这次回农场的事，但奇怪的是，从此，那个噩梦再也没有回来过……

 

2006年我们俩一起再一次回农场，在场部和23连残留的老宿舍，按照着75年春节我拍的照片，一一重新拍了照片留作对照。夫人带我回到她所在的30连。她当年住的平房宿舍都还在，一点都没有变，似乎岁月在这里凝固了……

 

 

十四．

    最后得交代一下我们连队的指导员的极品人生，但相信这结局不应该是他人生的终途……

    当年他们连队一级的干部，都带头宣誓扎根农场一辈子。其中许多被提干的是不得已而服从了扎根60年的命运安排，而像他这样的高调极左的人，表面上口口声声扎根、贡献，内心里极端自私的他其实很早就开始为自己安排后路了。

    当他在副指导员那里碰壁后，就从本连72届女生中找到了新的对象。为此，他异乎寻常地在75届新兵下来后专门成立一个新兵排，让那个女生担任新兵排长。当时大家都不明白，连队历史上从来没有这样的先例，新兵都分散安排到各排里去的，不明白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后来看他不断往新兵排跑、把新兵排抓成他的典型、大会小会表扬新兵排长，大家才恍然大悟，指导员是要培养和提拔亲信。

    但这还不是他最终目的，最终他是要安排好自己、也是自己将来家庭的后路。76年春节72届第一批上调，他没有什么动作；可到了77年春节前的上调，据说是72届“拷浜头”的最后一批上调。他一开始就宣布：今年上调全部优先安排排长。大家明白个中的原因，在高调标榜的理由下，谁也不便表达什么。但他在背后的一些龌龊做法，却让我至今对这个人的人品产生极大的鄙视。 

蔬菜班全体男生合影（摄于1977年4月，左二为杨冠标） 

 

我们蔬菜班有一个72届男生叫杨冠标的，他就和我头对头两个床挨着。杨冠标有一个堂姐在场部工会，他堂姐的男朋友是隔壁23连的指导员。77年春节前开始上调工作时，他们俩一起给我们连指导员打了招呼，希望在那年上调关照一下他们堂弟。杨冠标后来告诉我，他已经事先在场部看到了在连队上报的初步名单里有他的名字，并且知道他被安排到纺织局。应该说，事情到此已经大局初定。那年他堂姐和堂姐夫春节准备结婚，于是就提前休假回上海准备婚事了。我们大家尽管当时不知道这背后的故事，但都知道那年他肯定能走，也嘻嘻哈哈地对他打趣。

正所谓年底疯是要发作的，自从他堂姐回家后，杨冠标开始显得心神不定，天天躺在床上对着帐子顶发呆，一根接着一根抽烟，谁也不理、和他说话甚至会无端冲你发火、有时连饭都不吃……

临近春节前公布上调名单的前几天，他突然一骨碌从床上翻身下来，跑到楼上连部，一会儿脸色惨白地下来回到宿舍，一声不肯地收拾东西就准备回家。我们大家感觉奇怪，谁问他都不回答、老博士强行拉着他出去转了一圈。回来说：别劝他了，让他回去吧。

原来他有预感，到连部向指导员请假回家，说“我家里有事，我妈让我提早回去。”他想用这种请假的方式，从指导员那里探一个底：自己究竟是否还在上调名单里？如果还在，指导员就不会批准他请假，会对他说：过两天就卷铺盖回上海了，等两天和大部队一起走吧。如果不在上调名单里了，那指导员就会很爽气地批准他马上回家。没想到的是，他的预感成真了——指导员二话没说，就批准他提前回家。

他那个失落、伤心、痛苦，都写在他从连部回到宿舍的惨白惨白的脸上……

事后我从场部朋友那里听到一个说法，全场有一个上调初报名单的最后修改截止期，在那天的晚上9点钟如果不修改的话，那名单就最后定了。可就在那天晚上8点半，我们指导员打电话到场部修改了名单，把杨冠标拉了下来，换上了他想照顾的另一个人。

从那一年开始，除了上调，我们的出路在77年有了高考、79年有了顶替。可对于杨冠标来说，他在中学就是一个不怎么念书的小混混，他父亲很早就去世了，他母亲也早就退休，他是家里的老幺儿子。我们指导员为了他个人的私利就是这样草草摆弄一个人的人生，杨冠标从此就再也没有任何机会离开农场。这离奇的变化，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30年后我们蔬菜班重聚，说起他，只知道他一直在农场，后来精神就不正常了。听说很久以后带病回家，就再也没有见到他，也失去了联系。

 

    人作孽，遭天谴。

我回上海几年后，听说指导员被调到市农垦局工作了。在团市委时，我们部里的老太太为我做外调而去找过他，回来告诉我，他还心心念念地用极苛刻的口吻说了我许多坏话。“我们都知道他对你有成见，看来这个人心地真的是有问题。”

再后来据说他下海出国做生意，发了大财。直到2006年上海的社保案爆发，又一次看到他的动向。这一次如他所愿，真正的是出了一次全国闻名的大风头。

作为社保案的连带案，他和上海电气的王成明一起，腾挪一块闵行区的土地，最终用国有资产从闵行区手里横刀夺爱，以极低的价格拿的地、再用眼花缭乱的洗钱手法，把3亿多的资产股权转换进个人腰包。结果是王成明被判死缓、他被判无期徒刑……

76年5月，我在感慨万千中曾写下过这样两句诗：“后果前因作受是？今生他世知应毋？”世事无常，其实谁都别心存指望能躲得过天道轮回……                                                       

30多年后全连的重聚，我们蔬菜班部分历届员工在连队遗址前合影（摄于2011年4月16日）

30多年后全连重聚，恍若隔世……（摄于2011年4月16日）

 

人太过聪明……30多年后，24连的老伙伴们重聚，说起他，都有些感慨。有人说去看望过他，他在新疆某处服刑……说他老婆一个人带着孩子在美国……

连长夫妇提起他只淡淡地说：人，不能苛求别人的口号叫得震天响，却放纵自己干那些极端自私自利的坏事。多行不义必自毙，那最终是会遭老天报应的……

 

 

                                                              写于2014年2月17日-3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