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浦江与苏州河交汇的北岸，从外滩往北过了外白渡桥的第一个路口东侧，有一栋建于1846年（清，道光26年）的老饭店，原名叫礼查饭店。这是中国第一家西商饭店，在这如今被称为浦江饭店的建筑内，充满上世纪30年代十里洋场的气息。由于1990年中国大陆重新创建证券市场，上海证券交易所安址在此。

一进饭店的大堂，就可以透过巨大的落地玻璃隔断，看到原来是旧上海著名舞厅的大厅、现在已成为坐满红马甲、放满电脑交易台、高挂着巨大电子行情显示屏的证券交易大厅。

进门左转，沿着充满旧时代装饰气息的楼梯上二楼，是上海证交所的办公区，就在楼梯口的小空间，迎面放了一张秘书坐的前台，右手朝南三间靠马路的房间，就是上海证交所总经理尉文渊、副总经理刘波、吴雅伦的办公室，而左手是一个四面无窗的小会议室，供老总们作为开会和接待使用。 

 
插图1：浦江饭店上海证交所旧址，图中2楼靠左边的几个窗户内就是当年上海证交所正副总经理的办公室。(陆一摄)

时间是1995年2月23日，下午4:10。

前台的秘书小刘，看到小会议室的门打开了，尉文渊陪着中国证监会期货部主任耿亮和副主任姚刚谈笑着走出来。

尉文渊说：“我们从1993年底缩短了半小时股票交易时间，现在下午3点半以后到4点半，有一段专门交易国债和国债期货的时间。所有会员公司都可以在这段时间内从事国债现货交易，而具有国债期货业务资格的会员公司，可同时从事国债期货的委托和自营业务，我们把它叫作国债交易专场。”

尉文渊对耿亮说：“既然国务院已经决定国债期货由证监会监管，要不我带你们下去看看，实地感受一下现场气氛？”

看两位领导兴致盎然的神情，尉文渊回头对小刘关照了一下，就带着两位一路往一楼交易大厅而去。在楼梯上，尉文渊对耿亮说：“这两天，因为一些传言，市场有点骚动，部分国债期货合约成交量上升得蛮厉害。针对部分券商的一些违规行为，我们今天上午还开了一个30家会员的专题会议，通过了六条有针对性的监管措施，准备明天见报。”

目送领导下楼梯，总经理秘书小刘在工作记录日志上，用娟秀的笔迹记录下尉总今天最后一个接待详情。4:18左右，桌上的电话铃响了。她接起电话，刚用她特有的又糯又嗲的语调说了声：“上海证交所，请问您是哪位？”电话里传来一个急促的声音：“我是汤仁荣，尉总在吗？”尽管听出来电话的是老熟人上海证交所理事、海通证券公司总经理汤仁荣，小刘还是不紧不慢地说：“尉总不在。汤总，你什么事这么急吼吼的？尉总陪证监会领导参观交易大厅去了，要么一会儿回来我转告他您来过电话找他，好伐？”汤仁荣在电话里的语气更加急促：“你赶紧找到尉总，告诉他快点把主机关掉、停止交易。别问为什么！”

尉文渊一行一进交易大厅，一股热浪扑面而来。像下雨一般的键盘声和不时随行情起伏而引发场内交易员不约而同发出的感叹声，让第一次走进这大厅的人感觉到一种搭上市场脉搏跳动的亢奋。

而对尉文渊来说，也许见多不怪，他仍旧平静地向证监会领导介绍着情况：“1994年，国债期货市场得到较快发展，全年成交金额达19054亿元，成交合约为7260万口，12月底持仓合约余额为237万口。1995年1月，国债期货日成交量又有所上升，日均成交金额达755亿元，日均成交合约为260万口，1月底持仓合约余额为289万口。春节后这一段时间，市场气氛更加热闹……”

正说的时候，尉文渊突然觉得不对，直觉告诉他这大厅里的气氛很怪。他转头看了一下正经过的一个交易席位，发现电脑显示屏上的价格曲线直线下跌，全场发出了一阵压抑的惊叹。他自忖：怎么回事？我刚才看到的这个成交量数字还算平稳，怎么突然变那么大了？难道是电脑出问题了？

尉文渊的第一反应是不是有人输单出错？或者是我们系统出毛病了？ 因为不可能有这样的事。他转身找市场（监察）副总监王强，让他立即通过电脑主机核查原因。

就在尉文渊和耿亮他们继续走出没几步，王强匆匆过来就着尉文渊耳朵说：“查出来了，是万国证券的几个席位用巨量大单把327合约的价格打跳水了。”

尉文渊脑子里嗡的一下，各种状况分析和应对可能急速运转起来……

他紧赶两步对耿亮和姚刚说：“对不起，我有一件市场突发情况要处理，看来不能继续陪你们了。”两位领导马上客气地表示理解，说：“我们晚上有约了一起吃晚饭，打扰这么长时间，我们也该走了。你先忙、你留步、别送了……”

送走证监会领导，尉文渊赶忙问情况。就在这转眼之间的电光火石一刹那，已经过了4点半，2月23日的国债交易专场已经收市。整个交易大厅里所有的交易员都没有马上离场，全都无语地呆坐着，大家一片茫然、惊讶、疑惑……

行情显示屏上，327合约的价格从4点22分13秒开始327合约的价格从151.30 元急挫至147.90元，拉出了一条直线跳水的曲线。无论是场内还是场外、不管是上海还是北京，所有参与上海证交所国债交易专场的人，面对这奇怪的跳崖式走势曲线，都目瞪口呆，仿佛末日来临般陷入一片奇异的寂静凝重的氛围中……

当尉文渊得知，这些抛单是从万国证券的三个席位分多次抛出成交，他马上打电话给万国证券的总裁管金生，尉文渊问他是否知道这件事？管金生回答，他知道。尉文渊一听，肯定了自己的判断，这是人为的、是有意而为的。于是，他也没有在电话中和管金生多说，只是简单地要求他立即到证交所来说明情况。

接着在交易大厅里，尉文渊当场从放置在交易桌上的一台EPOSON 1600K打印机中扯了一截双孔打印纸，在它的反面写了几行字：“327交易品种出现异常情况，经初步查证，有严重蓄意违规行为。如何处理，请各会员单位留意交易所公告。”随后把它交给手下，要求通过交易所遍及全国的专用卫星信息系统马上向市场宣布。

谁都没有想到，无论是刚刚匆匆离去的证监会期货部的两位主任、还是尉文渊本人，在1995年2月23日下午4:30前后，都不可能意识到，一件影响证券市场历史的大事件，就这样毫不起眼地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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