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327事件及其整个国债期货市场风险事件中，究竟谁是最终的赢家？

输掉了自己和公司的管金生、留下了遍地债务的辽国发算不上赢家；在327上逃过一劫的汤仁荣和阚治东，一个最终因为疏忽遗留的一个316空仓未平而折戟、一个在合并万国后不到一年就被免职，要算赢家也很勉强；对于尉文渊来说，5年交易所总经理任期创造了一系列后人至今无法企及的事业辉煌，但正如他自己说的：“327就是我自己打倒自己的一个动作”；就是赌对了327方向的中经开，“327给中经开的利润连1个亿都没有”，尽管在信托业的整顿中侥幸生存下来，但仍然没有躲过银广夏那一劫而最终覆灭；财政部的传统监管权利被侵蚀、刘鸿儒被提前退休、上海和深圳市政府对证交所的领导权被褫夺……哪怕就是最近网上所传的诸多327赢家们，尽管当年他们赢得盆满钵满，但从多年后这些金融大鳄个人离奇人生的悲惨结局来看，都很难说谁是最终的赢家。

终结了中国证券市场一段历史的这一连串事件和这一个时期，就像狄更斯在《双城记》开头所形容的：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这是极具智慧的年代，也是充斥愚昧的年代；这是一个具有信仰的时期，可也是一个充满怀疑的时期；这是满目光明的季节，也是到处黑暗的季节；这是满怀希望的春天，但也是充满绝望的冬天；我们面前似乎无所不有，我们面前其实一无所有；这时，我们全都想直登天堂，这时，我们却都在直奔地狱……

在1992年国债期货开始试点到2001年因国债期货形成的清算债务被完全冲抵，中国证券市场在这期间似乎满目狼藉、尸横遍野、哀鸿遍地，但只有中国证监会横空出世，在这期间从国务院证券委下属的一个监管执行机构，变身为国务院直属的正部级事业单位。并且从中央到地方，建立起一整套高度行政化的垂直集权管理体制。

在中国证券市场（特别是监管）体系中，集中了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学成回来的、以及本身在国内但却是最具有市场经济头脑和思维的人。但是从1992年证监会成立到2001年前后中国证券市场垂直监管体制的完全建立，中国证券市场这个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并不在原有计划经济体制内的“新生的经济增长点”，最终却在组织、人事和行政管理上被纳入了中央政府直接掌管的既有行政官僚体制，完成了中国证券市场组织管理体系的行政化演变。 

这个赢家大象有形、大辱若白、大倾似正……

从新股发行制度的缺陷被迫起家的中国证监会，二十多年后，权倾天下、利被广域却仍旧在孜孜不倦地不断努力“改革”着新股发行制度。

在市场化改革的靓丽表象背后，因为行政化官僚管理体制和证券市场所产生的权和利的自我相关（Self-correlation）和自相缠绕（Fangled hierarchy），使得政府相关部门在终于取得推动中国证券市场发展主动权和行政主导权的同时，不得不动用公共信用而陷入市场的利益游戏之中，成了证券市场中既是裁判员也是运动员的特殊利益主体之一。

20年来许多人一直在反思327事件和那一个时期的历史教训，但往往忽视了，在改革初期，我们是从“放权让利”开始起步的；但在改革30多年之后，我们的某些政府部门最终却以“集权争利”来运转着我们的“市场经济体制”……

这，也许就是最值得悲哀的历史无常吧……

作者附言：

本系列专栏连载，至今已半年有余，至今暂告一个段落。有兴趣的读者可以上网购买《中国赌金者——327事件始末》一书畅读。笔者在撰写本连载的同时，也在不断寻找327事件的当事人做进一步的访谈和考证，其中有部分新的内容已经在连载文章中让读者先睹为快。出版社也已计划在不久将新近考证和增添的内容，重新编辑出版本书的修订版。各位可以期待。

正当本连载接近尾声，恰逢中国证券市场历史上出现第一次产生于金融衍生品技术背景下的股灾。躬逢其盛，今天本系列专栏的结尾篇，也可以看成是此次股灾众生相的一个预言式的回应。

回顾中国证券市场历史的发展过程，有许多造成这次股灾的动因，其实早就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草灰蛇线般埋藏下了。我在两年前为FT中文网写的评论《从“327”到“816”：相同和不同》中就这样告诫过：816事件让境内外所有意图跨市场、跨地区套利中国或操纵市场者看到了一个获利及对冲样本；而这其实也同样应该给监管者提供了一个修补漏洞的实测脉冲。在市场运行基础产生根本性的变化的同时，首先应该改变的是市场监管者和组织者的思维及行为方式。但在政治、政策和政绩的那只闲不住的手调动下，市场各个参与方、特别是市场监管者，都没能在这一次的股灾中表现出应有的长进。所以，下一步也许我会花点时间和精力，对此作出我所观察和记录的这一段历史过程……

——记于2015年7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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