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证券界，相互有瑜亮情结的比比皆是：在股票市场上，有上海证交所和深圳证交所；在国债期货市场上，有北京商品交易所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在证券市场管理上，有深圳市政府和上海市政府；而在券商里面，当年在上海最突出的就是上海万国证券公司和上海申银证券公司……

似乎在那个风起云涌的年代，仍旧延续着革命战争年代的血统，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申银证券和万国证券之间最大的梁子，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争取上市公司股票发行承销中结下的，有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做靠山的申银证券，在争取新股发行业务时，最大的优势就是有银行信贷业务可以作为无形的辅助工具，在这一点上，身为股份制公司的万国证券就极其反感银证业务不分的不公平竞争。

记得当年，万国证券无论在什么场合、在哪一个层面，管金生逮着机会就会宣传、鼓吹、建议银行业务和证券业务的分离，要求中央制定政策实行分业经营。

两个证券公司的激烈竞争，也反映出公司领导任迥然不同的性格特征：一个高傲、自大，一个低敛、自负；一个张扬，一个谨慎。但是在公司业务的进取中，双方是谁都不让谁的。

有媒体这样描写：性格迥异的管金生和阚治东当年水火不容，即使开会坐在邻座，也各自目不斜视旁若无人。两大证券公司更是针锋相对，这边刚打出“做中国的‘美林’、中国的‘野村’”旗号，那边就接受记者专访：“不求最大，只求最好”……

插图：1990年12月19日上海证交所成立当天，上海证交所第一届理事会理事（左起）：李训（浙江证券）、汤仁荣（海通证券）、阚治东（申银证券）、管金生（万国证券）、王连仲（北方证券）在上海证交所门前合影。这是上海三大证券公司巨头难得的在一起的合影，从各人下意识的动作神态，就可以看出各自的性格特征。

在327事件发生的当天，1995年2月23日上午，阚治东在深圳参加中西药业公司的董事会，会后去香港办事，晚饭前回深圳，并约定与中国证券报的李树忠会面。

李树忠见到阚治东的第一句话就是：“阚总，出大事了，你们上海三家证券公司都破产了！”起初，阚治东以为他是开玩笑，仔细一听发现事情十分严重，忙给公司打电话。当时手机不普及，也不像今天这样可以跨境漫游，阚治东下午在香港的那段时间，公司就无法联系上他。在和负责自营业务的胡瑞荃通完电话后，阚治东才知道这天上海国债期货市场发生了惊心动魄的事件。

打完电话阚治东不由庆幸，和万国证券的境遇不同，申银证券公司在327国债期货事件中侥幸躲过一劫，未遭受什么损失。

此后有记者问阚治东，如果那天您在上海、或者公司能够联系上您，申银证券公司会不会卷进327国债期货事件中？

阚治东坦率地说，我没有自信断言不会卷入此事，因为我也始终认定财政部不会为了已发行的国债加息。但是我能自信地说，即使我在上海，申银证券也不会像万国证券那样陷得那么深。

当年证券市场给阚治东起了一个外号叫“阚二毛”，意思就是阚治东做行情没有什么魄力，赚了二毛钱就想跑。

对这个外号，阚治东也坦然接受：早期的证券业，胆子大、有魄力的人比较容易受到众人瞩目。但是我对此不是很认同，高收益往往意味着高风险，越是处在这种位置上，越是需要谨慎，在控制好风险的前提下赚钱才是正确的发展方向。归根结底，申银证券公司能够躲过327国债期货这场灾难的主要原因，一个是谨慎经营的理念，一个是公司的重要业务决策机制——自申银证券成立后就始终坚持重要业务必须经过集体决策程序，这极大地避免了风险。[1]

最后细算327国债期货的账，申银证券公司总部和各分支机构在327事件中各有盈亏，总体是盈亏相抵，略有盈余，其中亏得比较多的是上海威海路营业部。当天，327国债期货合约飙升时，悄悄违规做多的威海路营业部顺利出货，获得了3000多万元的利润，后来看到最后8分钟空方猛烈反扑就想乘机再做一把空头短线，好给公司一份“意外惊喜”。结果最后轧总账，反而实亏了3000多万元。威海路营业部经理为此受到了免职处分。

当年，申银证券工作3年以上的老员工，每人会得到一枚半盎司重的金质纪念章，按规定受过处分的员工没份。这位经理感到很委屈，找阚治东索要那枚纪念章。阚治东也没法通融，只能劝这位经理不要感到委屈，要她自己想想，由于她的盲目指挥给公司造成的损失，几乎相当于半吨黄金了。

327事件之后不久，1995年4月25日，万国证券公司在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上同意徐庆熊辞去万国证券公司董事长职务，同时免去了管金生所担任的万国证券公司副董事长兼总裁的职务。上海市政府派出浦发银行副行长朱恒和久事公司副总经理高国富到万国证券担任董事长和总裁。

根据中央调查组的意见，万国证券公司不久就做出决定，开除原总裁管金生公职，并对万国证券原交易总部涉及327事件的直接责任者何忠卿、吴德力作了除名处分，对廖春晖作了开除留司察看的处分。

1996年2月12日，万国证券公司在西郊宾馆举行的二届四次董事会，高国富所做的总裁工作报告中，对万国证券在327事件中受到的损失做了一个完整的描写：

327事件后，我司投入专门力量对327交易品种上的损失进行了清理数据表明，国债期货327合约交易中发生的总亏损为14.24亿元。上述亏损中，包括我司长宁营业部违规自营327期货交易的亏损1776万元。[2]

对于327事件给万国证券公司带来的后果，该总裁报告中做了这样的全景式描述：

327事件对公司的信誉造成巨大损害。我司的一级市场业务停顿了近一年，历年艰苦工作积累的承销准备项目受其影响而被其他券商所瓜分；国债回购业务因受公司信誉影响而步履艰难，致使公司资金周转遭到前所未有的困难；员工的士气受到极大的挫伤，一度出现人心不稳，部分骨干流失；财务状况严重恶化，财务结构中历年积累的深层次的问题如资产结构不合理、潜亏因素，长期投资管理与经营不善等问题急剧暴露出来；二级市场代理业务也相应受到影响。327事件的发生，充分反映了公司过去几年来重业务开拓，轻规范管理，忽视风险控制、缺乏监控措施，制度不严、监管不力以及因原任总裁的个人因素所造成的个人独断专行、公司决策程序混乱等机制上的深层次的问题，它不仅对公司员工是一次很好的教育，更为中国证券业敲响了警钟。

面对当时万国证券严重亏损、资金不足、业务受罚、人心涣散的局面，新任万国证券董事长朱恒和总裁高国富认为，挽救万国证券的唯一良策是寻求与其他公司合并。他们向上海市政府提出了“万、国、发、财”合并方案，即把万国证券公司和上海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下属的证券业务部、浦东发展银行的证券业务部、上海财政证券公司合并。但是，这方案意向中的几个机构都没有赞同这个方案，怕背上万国证券公司的债务包袱。

据沈若雷回忆，当时上海市政府对此也是感到蛮棘手，因此市主要领导又一次找时任工商银行上海分行行长、申银证券董事长的沈若雷谈，希望工商银行在上一次调剂头寸解救万国证券面临的挤兑危机的基础上，再出手救万国证券一把，好事做到底，索性把万国证券和申银证券合并到一起来。

面对市领导所提的要求，作为市管干部的沈若雷意识到，这是市里面的大事情，工商银行虽然是国有的商业银行，但是既然喝黄浦江的水，当然要为上海做贡献、还是要为上海市的领导来排忧解难。

不过行事谨慎的沈若雷还是对市领导说：这个事情我想先和申银证券的管理层一起研究一下。因为把两个公司合并起来，这样事情也要双方都愿意，因此需要先听听他们的意见。

从市政府回来后，沈若雷找了申银证券的总裁阚治东，两位副总裁姜国芳、缪恒生，分别征求了他们的意见。

一开始，申银证券的几位高管还是有些顾虑，因为觉得这样一合并的话有可能对申银证券并不利。但是作为市管干部、领受了市政府任务的沈若雷，还是在申银证券管理层中做了蛮长时间的说服工作：“申银不仅仅是我们自己的申银，是上海市的申银，还是要为上海市领导解决一些他们觉得很棘手的问题。万国证券如果让它这样下去，经营会越来越困难。而万国证券也是上海市的一个重要的证券公司。至于是否会对申银证券不利，我想通过我们积极的工作，可以把不利方面减少到最小化。我们还是要看远一点，我作为董事长，多做一点协调，把这两方面的人融合起来，我相信合并以后还是可以做好的。”经过沈若雷的分析、劝解，最后申银证券的管理层基本统一了意见，愿意按照市政府的要求，把申银证券和万国证券合并到一起来。

接下来，沈若雷向工商银行总行领导汇报了这个事情。据沈若雷对笔者所说，因为这是一件很大的事情，无论作为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的行长、还是申银证券的董事长，都一定要向工商银行总行汇报。

为此沈若雷专程到北京，向工商银行总行张肖行长汇报情况。沈若雷向总行领导分析情况：因为申银证券当时的控股单位一个是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另一个是上海市财政局。工商银行是第一大股东，财政局是第二大股东。我担任董事长，财政姓董的副局长担任副董事长，总经理副总经理全部由工商银行出任。所以这样一个公司，如果把万国证券并进来，仍然在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和市财政局两大股东为主的这么一个架构下工作，我觉得只要加强协调，多做一些团结工作、融合工作，可以搞好。

结果工商银行总行的领导也很理解上海市政府的苦衷，对沈若雷提出合并设想基本赞同，也很希望能够就此把申银证券搞的更大一些。

这是因为从1992年改制、增资之后，申银证券公司进入新一轮高速发展期，但此时也走到了一个发展的瓶颈。在面向全国发展时，申银证券对资本的需求量很大，特别是注册资本10亿元、号称全国性证券公司的华夏、国泰和南方三大证券公司成立后，申银证券再次感到增资的迫切性。股东们均同意把公司股本金提高到10亿元以上，可是人民银行总行对证券公司增资扩股控制很严，始终得不到批准。另外在网点设置方面，相比之下，人民银行总行对地方性证券公司卡得更紧，尤其是新的异地网点，几乎是一个不批。此次能够有机会与万国证券合并，就可以使新公司不仅在各项业务上把其他证券公司远远甩在后面，而且在注册资本、网点数量和海外机构等方面都远远走在全国同行的前列。

在取得了工商银行总行领导的同意后，在市政府的安排下，沈若雷带着申银证券的高管与万国证券董事长朱恒、总裁高国富坐到了一起，开始启动两个公司合并的具体进程。[3]

直到此时，开始参与具体合并方案制定的原申银证券公司的管理层，心情是复杂的：作为长期在同一个市场互为对手的这两家公司，无论是最高领导还是各阶层主管，瑜亮情结是渗透在骨子里的。在万国证券上上下下，一股悲壮的屈死情怀，20年来一直伴随着原来不服输、不认输的企业性格和企业文化，成为“后万国证券时代”竭力想要表现给历史的色彩。而作为申银证券的管理层，在更深一层的内心里，此时实现长期作为竞争对手的申银和万国的合并，特别是对于阚治东人生和事业的成就感，那是用什么东西都换不来的……

而在这中间，作为申银证券控股单位工商银行上海分行的党委书记、行长沈若雷，由于身为市管干部、又肩负着市政府的嘱托，所以在协调双方的过程中做了大量工作。据沈若雷对笔者回忆，在合并过程中，我很注重发挥原万国证券高管的积极性，虽然他们在困难的时候合并的，但是总的还是两家合在一起。虽然申银证券有它的优势，但是万国证券也有很大的优势，不一定万国的干部就差于申银。在这个过程中，沈若雷还专门安排了一次活动，将朱恒、高国富、王培君、陈敏、阚治东、姜国芳等申银证券和万国证券的高管一块约到香港去，在一个游艇上，做融合工作，大家相处得很好。

申银、万国两个公司的干部们最关心的问题就对他们的安排。不过据了解，在合并以后，所有部门的领导岗位设置，基本上都是老申银和老万国各出一个，至于哪个为主，则用综合业务能力做参考。这一点，最后万国证券的干部对公司的安排表示满意，申银证券的干部也表示理解。不少老万国的干部和员工在多年以后，对此仍心服首肯。

最终，上海市政府批准实施申银万国证券公司的合并方案。

外界一般报道申银、万国证券的合并时间为1996年7月，其实，真正的合并时间是1996年1月1日。

阚治东对此这样说明：考虑到年中合并在财务处理上有诸多不便，也考虑到两公司的员工队伍要尽快统一起来，我提议并经上海市政府批准，从1996年1月1日起，申银、万国两公司正式合并办公，并统一会计核算。办公地点放在原申银证券公司位于南京东路99号的本部，万国证券公司所有本部人员1月1日离开百乐门大酒店，搬到新的办公地点办公。[4]

随后，两个公司的投资银行部、国际部、交易总部等业务总部以及各管理部门迅速合并。各地分公司也作了相应调整。各营业部基本上就是一个名称改变。公司各项管理制度的合并工作也在短时间内得以完成。

在申银万国合并的过程中，两家公司的清产核资工作是敏感的问题，这项工作由上海市政府相关部门指定的会计事务所进行。最后核定：万国证券公司的净资产为6.6亿元，申银证券公司的净资产为89亿元。

而合并后的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最后确定为13.2亿元，申银和万国证券公司各以6.6亿元净资产进入新公司，申银证券公司剩余净资产以新公司向申银证券公司老股东借款的方式进入。

1996年7月1日，经人总行批准，申银万国证券公司正式对外挂牌。

合并后的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3.2亿元人民币，总资产130亿，员工3000余人，设有分支机构100多家。

这是申银和万国作为对手的终点，管金生的“证券王国”从此只是在这个新公司的名称中残留下一抹淡淡的历史痕迹……

这一天，也是阚治东人生的顶点，他成为合并后的申银万国证券公司的总裁兼法人代表、也是全国唯一一个既是上海证交所理事又是深圳证交所理事的证券公司负责人。

这件事，对于已失去自由的管金生来说，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一个追加的人生羞辱；而对于阚治东来说，则是一个踌躇满志的事业顶峰。

只不过，阚治东此时并不知道，在几个月后，等待着他的将会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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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阚治东著，中信出版社2010年1月版，第140页。

[2] 根据万国证券财务总部提供的数据表明：“截止1995年4月30日，交易总部围绕327合约所进行的期货自营交易己入账的亏损金额为11.0110786664亿元。其中：交易总部席位6.32271654亿元，上海外借席位1.8609409679亿元，北京2.8274211585亿元。与辽国发在上海的合仓部分截止3月17日已发生亏损1.6932632775亿元，尚有14.4649万口空仓未平仓。尚未平仓部分的亏损，若按开仓均价148.1元/口，平仓价152.8元/口计，预计亏损1.35970060亿元。上海与辽国发合仓部分，我司共划给借仓单位资金9000万元，国债面额3500万元，其中95年券3000万元，折价0.29634000亿元，93（3）券500万元，折价650.2500万元，余款我司以付款依据不足，要求对方提供有效、充分的付款证据。另外，长宁营业部在代交易总部进行基金自营中所做的国债期货327合约发生亏损1775.864915万元。上述各项合计公司在国债期货327合约交易中的总亏损为14.2416290354亿元。”

[3] 对于阚治东在《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中所描述的申银证券和万国证券合并的过程（详见该书第143-144页），沈若雷在多年后接受笔者访谈时表达了不同看法：合并万国证券，如果市里不找我，没有一个人能这么大胆地去做这么一件事情。因为这有个组织原则在那里，我是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的党委书记、行长，申银证券是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控股的一个单位、一个子公司。申银证券总裁当时的级别，同分行下属各个支行的级别是一样的。所以不可能出现一个支行的行长来指挥一个上级分行的行长你要干什么、你不能干什么。和总行的协调也是这样，我虽然很民主，但是不可能把我职权范围的事情，让下面人来指挥我，这样我就失职了。因此在这件事情上，如果不是市主要领导来找我，我也不会有这么一个念头。并不是有的人说是哪一位来建议我要做什么，相反是我做他们的工作，最多是征求过他们的意见。尽管他是我培养的干部，但是历史有它的严肃性。

[4] 《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阚治东著，中信出版社2010年1月版，第143-1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