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国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辽国发），系一家没有经营金融业务资质的企业。它在1993年底的营业收入只有4000万元，利润才426万元，于1994年3、4月开始介入上海证券市场。据市场人士反映，辽国发的主事者是三兄弟：高岭、高原、高山，在上海市场出面最多的是董事长高岭，高山基本上在北京市场活动，而高原则非常低调。

1994年上半年，由于国务院主管经济的副总理朱镕基实施严厉的宏观调控，上海股市日益低迷，股指从1993年2月16日的最高点1558.95点一路下跌到1994年7月30日的333.92点。

乱世出宵小，就在这一片萧条的市道里，名不见经传的辽国发亮相了。

1994年6月8日下午收市以后，辽国发向上海证交所送去一份公告，称该公司已持有爱使股份有限公司[1]股票112.32万股，占爱使公司总股本的2%。

本来，这还没有达到《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规定的必须发布公告的标准，但辽国发在公告中又说，辽宁东方证券公司、国泰证券沈阳分公司、南方证券沈阳分公司和中国人民建设银行沈阳市信托投资公司各持有爱使股票44.928万股，每家公司分别拥有爱使0.8%的股权，而这4个机构已达成协议，一致同意将所持有的爱使股票的表决权全权授予辽国发。这样，辽国发就拥有了爱使公司5.2%的股权，所以发出了这份公告。

上海证交所只能将这份公告向社会公布，并依例安排爱使股票在第二天停牌。

随着这份公告的发布，辽国发董事长高岭在9日到爱使公司与其领导层进行了接触，但一时高调出场的辽国发却碰了一个软钉子，爱使公司认为辽国发所说的5家公司的关联关系能否成立还存在着不少疑义。

其后，辽国发和其他一些机构依旧联手购入爱使股票。在6月14目、6月23日、7月29日又3次发布公告，称其股票已增持至爱使总股本的11.2%，参与这一行动的机构也从起先的5家增加到了8家。

但无论辽国发怎么样努力，爱使公司对辽国发的请求采取了拖延、推诿、敷衍的态度，实际上拒绝与辽国发合作。

这就像小说里描写的，暴发户提着大包现金闯进贵族俱乐部，大剌剌坐下唤跑堂，没想到却在穿着燕尾服的跑堂面前碰了钉子，谁都没把他当回事，就这样把他晾在大堂中央了！

谁都想等着看这笑话如何收场……

但令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就在辽国发第4次公告发布的第二天，1994年7月30日各大传媒均刊登新华社通稿《证监会与国务院有关部门就稳定和发展股市作出决策》，面对股指的急剧下跌和市场持续的低迷，证监会突然发布三大救市政策：今年内暂停新股发行和上市；严格控制上市公司配股规模；采取措施扩大人市资金范围，即允许券商融资、成立中外合资基金。

插图7：1994年7月30日上海证券报：三大政策救市。

1994年8月1日，上证指数以大涨18%跳空高开。买盘蜂拥入场。这一天，沪深指数大幅飙升三成。接下来的一周，沪深指数弹升幅度分别为104%和68%，人气骤升，沪深两市分别创下339.41亿元和122.09亿元的周成交金额新纪录。此后，上证指数从7月29日收盘的333.92点，涨至9月13日盘中最高的1052.94点，累计涨幅315.33%。

这就是著名的中央政府出手第一次救市，沪深指数的这个跳空缺口就被市场称之为“刘鸿儒缺口”。

刘鸿儒救了辽国发？

就在这一片热腾腾的行情里，辽国发收购爱使的戏码悄然收场。但明眼人都想象得出，辽国发借此捞到了第一桶金。

也许当时市场里许多人都瞧不起辽国发这个从东北来的土包子，但经过这一回合，辽国发在市场上确立了他的行为招数：用透支、融资手段，作为客户躲在合作的券商身后，快速、凶狠地下手，无所不用其极的重手段，完全没有底线的行为方式，固执地一条道走到黑……

就这样，在第一次并不完美的亮相之后，从1994年8月份开始，辽国发的经营活动逐步从股票市场转入国债期货市场。

辽国发的经营特点是采取公开或隐蔽身份，通过众多的券商，大量、分散地从事上海国债期货与回购业务。由于它作为投资客户身份出现，并假借他人身份在不同券商处大量下单，加上一些券商对其风险控制不严，使其在国债期货交易中得以大量开仓，所以在数次国债期货风险事件背后最终查出来都有它的身影。

辽国发曾实施过个所谓的“百金工程”，目的要在全国范围内控制收购一百家金融机构或营业网点。辽国发与国泰沈阳于1994年11月商定的驻STAQ系统[2]交易席位即是“百金工程”之一。之所以如此做，乃辽国发无法以自身名义从事金融业务，遂与作为金融机构的国泰沈阳结合，以达其目的。为此双方签订了一份STAQ席位协议，协议商定以国泰沈阳名义在STAQ系统申请席位所需一切费用由辽国发承担，但席位交由辽国发使用和管理，盈利则按5:5比例分成。协议签订后，国泰沈阳即将申请交易席位所需的文件材料交给辽国发去办理，在办理完席位后的四个多月里（1994年11月至1995年2月24日），国泰沈阳完全将席位交由辽国发操作。期间辽国发在该席位上共从事总金额达2.23亿元的28笔融资业务，在此期间国泰沈阳未提出过异议。直到1995年2月23日辽国发在国债期货市场上严重违规并产生巨额亏损后，国泰沈阳才警觉STAQ系统的席位问题，并于1995年2月24日匆匆派员接替了辽国发方面的交易员，8月份，国泰在着手清理该席位业务时，才发现辽国发在使用席位时曾融入过2亿多元资金，遂向辽国发追讨资金，在资金追讨不成后，遂向法院起诉辽国发。这是引发此后一系列遍及全国的辽国发金融诈骗案中的第一个案件。

在1994年8月到1995年6月，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与辽国发有业务往来的券商逐步增加。在业务高峰时，辽国发居然可以通过130 多家证券经纪机构进行买卖。事后发现，其中有几家系为辽国发控制或直接承包经营。

辽国发的市场操纵的明显特征为量大、手法狠、涉及面广。而其一味在国债期期货市场上做空的做法，使其所持大量空头仓位形成巨大浮动亏损。

在1995年2月23日327国债期货事件之前，辽国发在上海市场中的总体经营情况是有亏有赚，较大的一次亏损出现在1994年9月交收的国债期货314品种上，主要表现为092券量少形成交收困难。据当时估计亏损约1.8亿。

此后至1995年7月，辽国发通过其代理证券商进行的证券交易活动，如327、319以及国债回购交易中，因为做空而形成了几次重大交收违约，对上海证交所形成负债数十亿元。当察觉其活动具有金融诈骗性质，上海证券交易所1995年7月份决定全面禁止会员接受其证券交易委托业务。8月，上海证券交易所向上海公安机关报案。

20年来，所有的市场观察者和当事人记忆中，都认为万国证券和管金生才是327事件舞台中央的主角。但平心而论，不管是327之前、还是之后，整个国债期货市场风险事件这台大戏所演出的几年时间内，一直若隐若现但绝对占据舞台中央的真正主角，其实却一直是辽国发。如果从行为的一贯性、危害时间的长度、波及范围的广度和造成后果的烈度来看，在整个以327事件为标志的国债期货市场风险事件中，万国证券更像是一个热闹莽撞的龙套，其实真正阴狠歹毒的主角应该是辽国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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